范爱农读后感
范爱农读后感
《范爱农》是鲁迅先生作于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收录于《朝花夕拾》。在《范》文之前，鲁迅曾以“黄棘”的笔名于1912年8月21日在绍兴《民兴时报》上发表了《哀范君三章》的悼亡诗篇。无论何者，都体现了鲁迅执着于现实人生，注重于社会文明批判的文化思想家的特点。也为我们了解当时轮训的真实思想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范爱农(1883——1912)，名肇基，字斯年，号蔼浓。浙江绍兴黄甫庄人。他诞生于一个破落的幕僚家庭，三岁丧父，5岁失母，与妹妹靠祖母抚养成人。范爱农在浙江绍兴府学堂求学期间，在徐锡麟的教诲下，范爱农思想进步，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是绍兴府学堂的高材生，也是徐副办的得意门生之一。
1905年冬，范爱农随徐锡麟夫妇赴日留学。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应陈子英之邀前往横滨迎接，就在这时开始与范爱农相识。见面之际，由于一些琐碎小事(如衣箱中的绣花鞋、汽车让座等)，鲁迅与范爱农之间产生了误会。尤其是在徐锡麟被害后，在要不要“发电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问题上，两人更是发生了正面交锋。鲁迅等人提出“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但这一主张立即遭到范爱农的反对。鲁迅“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认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必须将范爱农除去。”可见当时争执很是激烈。鲁迅还对范爱农作了客观的描述：“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藐视。”其实，从这俭省的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到范爱农冷漠外表下对时势现实的焦虑、担忧、沉思甚至不满，对那些“鸡虫”小人往往报以“白眼”。相传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善作“青白眼”，每给“礼俗之人”即“以白眼球对之”。范爱农的“白眼”，实在是愤世嫉俗的心灵的真实写照。因为范爱农对“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潮(后改为“幽谷去穷夜，新宫自在青”)的现实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所以，当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发生冲撞而无法实现，社会秩序依然如故时，他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显得苍白无力。他那原先拥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也逐渐降温消褪。于是乎，范爱农变得爱喝酒了，“酒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其实，“疯花”不疯，而是纵论天下时势的言论，爱喝酒的习惯是在受封建势力排挤、压迫后的借酒浇愁，尽管“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复愁”，而且日后的'不幸溺水身亡，据说也因为是喝了点酒的原因，但对当时政治上、经济上饱受打击的范爱农而言，也许酒是他排遣郁闷心情的唯一方法。鲁迅先生对比是非常的了解和清楚的，因为鲁迅曾和范爱农共过事，帮过范爱农的忙。鲁迅的“扯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字沉沦”的诗句已触及到了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没有真正唤醒民众。革命为酩酊的民众所不理解，“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真正革命志士又为黑暗的社会现实所不容。在这种情势下，范爱农到底是怎么死的已不再重要，我们再去计较范爱农死的方式已豪无意义，因为在当时浑浑噩噩的国度里，范爱农的死可能是具有不满现实、不屈不挠而又无力改变现实的心志和性格的范爱农们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而言，范爱农的悲剧就不是孤立、不是个人悲剧，而是具有典型社会意义了。因为，在范爱农身上鲁迅先生看到了那一代处于彷徨、苦海中的知识分子的身影。
从《范爱农》一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分明可读出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这一重大事件的深刻反剩鲁迅认为革命只能是“立人”的手段之一，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鲁迅希望通过政治革命掀翻人肉宴席，而不是为了掀翻旧桌子又摆上一张新桌子，或者只是调整一下享用这宴席的食客的座次。因此，鲁迅决不一般地支持或否定革命。革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是否能推动人的解放而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我们还分明看到了鲁迅从对范爱农的悲剧开始了新的救国救民道路的不懈探索。立人、国民性、唤醒民众……这些重大的社会课题一一摆在了鲁迅先生的面前。“指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成为鲁迅奋斗的目标，因为“民族的觉醒，首先应该是人的觉醒”，惟其如此，民族才会有一线光明、希望和生机。于是，标志鲁迅以独特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反思社会现实的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便应运而生，《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风波》等概莫如此，而《范爱农》无疑是其中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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