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面面观结构主义到关联理论的浅议论文
[论文关键词]话语 结构主义 生成语法 合作原则 关联理论
[论文摘要]本文对“话语”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延伸，认为它不仅仅存在于语用学理论框架内，而且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也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对各种理论的“话语”观进行梳理，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脉络。
随着话语分析和语用学理论的兴起，“话语”这一概念的应用日渐广泛。然而，要给“话语”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却也并非一件易事。Fairclough（1995）认为，“在话语分析这一广阔的领域内，“话语”一词有着林林总总的用法”。为了避免混淆，在阐述批评话语分析理论问题时，他将“话语”明确界定为，一个具体概念，用来指对社会生活各个不同方面的特定再现方式，与“文类”、“文体”等概念并列。（他所提到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是将“话语”理解成一个抽象概念，用来指广义上的符号元素，如语言、标志等，以便与非符号元素的区分开来。）在本文巾，“话语”也被用作一个具体概念，但并不像Fairclough一样从社会生活的维度上加以理解，而是取其更为广泛的意义——简单地说，也就是人们说出来和写出来的语言。按照这样的界定，“话语”就不再是一个话语分析或语用学理论框架内的专有术语，而是渗透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整个发展历程之中。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从Grice到Sper—ber&Wilson，为了揭示语言的本质，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话语进行了研究。
一、符号系统的外衣——结构主义视角
人们还无法对语言的起源做出一个确切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最初的语言是有声语言，而且语言不仅是有声的，而且包含这一定的意义，是音义结合体。当然，最初的时候这些音义结合体是零散的，而且数量不多。但后来伴随这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逐渐丰富并稳定下来，形成了一个话语系统，并继而衍生出一个书面形式的话语系统，即文字系统。在20世纪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兴起之前，整个人类就是单纯地生活在这样一个话语系统之中：人们主要对话语的个体或片段进行搜集、整理、考据、比较等等。然而，索绪尔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他不再满足于运用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对话语系统进行描述性研究，而是希望通过对话语系统的现状进行抽象和概括（共时研究），以便对语言的本质做出规定性的说明。也就是说，索绪尔发起了对于语言的“本体论”研究，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也正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原因所在。索绪尔的基本假设是话语系统之后存在着一个可以完全符号化的语言系统。为此，他构建了一系列成对概念，如共时/历时、横组合/纵聚合、所指/能指等等，但其中最为核心的还是对整体语言（1angue）/个体语言（parole）的区分。
索绪尔认为，“整体语言是社会产物，其存在使得个体可以运用群体语言能力”；“在整体语言内，我们拥有可联想或唤起的符号的总和，然而这类运作只能经由言说（个体语言）才会发生，这些处于潜在状态的符号完全是实在的（如摄影影像一般沉积在大脑中）。”（索绪尔，2005：75—81）由此可见，整体语言和个体言语是同一系统互为表里的两层：前者是社会性的存在，包括词汇、语法、惯用法等个人不能任意改变的资料和规则组合，而后者是在个人对这些规则的选择和实践。
索绪尔甚至认为，话语研究应归人一个更大的学科——符号学中。话语系统可以作为一个基准模型，用符号加以解释。他曾经指出，“可以设想建立一门科学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符号……我把这门科学成为符号学”
继索绪尔之后，许多语言学家采用了结构主义一一符号学研究的模式，但却未能通过对话语系统的研究建立起理想的符号系统。Sperber&Wilson认为，“他们的尝试确实有助于对某些现象做出新的审视，也让人们注意到了一些有趣的不规则情况；但是，他们从未找出潜在的、严格意义上的代码系统……”（Inthecourseoftheseattempts，theycertainlyshednew lightonthephenomena，anddrewattentiontomnayinterest—ingirregularities；buttheynevercaltne neartodiscoveirngan tin—derlyingcodeinhtestrictsense…）（Sperber，D&Wilson，D，2001：8）结构主义理论逐渐陷入理论困境，在欧洲被后结构主义突破。与此同时，乔姆斯基从另一个角度为结构主义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生成语法。
二、心智系统的派生——生成语法视角
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不是一种以应用为目的的技术方法，而是一种关于普遍语法的理论假设，用来解释人脑生成话语和理解话语和过程。它是典型的形式化理论，像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形式化系统。（宁春岩，2000：FI5）可以说，它不属于社会科学，而属于自然科学。索绪尔主张建立符号学，确立一套形式化的符号系统，这一主张在乔姆斯基的理论和方法论中被发挥到丫极致。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成语言学也属于结构主义的范畴。不同从的是乔姆斯基将规约话语的终极机制从外在转向了内在，突出了语言主体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始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强调了话语系统的独立性，试图以话语系统为线索揭示语言的本质，属于语言本体论；而乔姆斯基更强调人脑中的语言生成机制的对外在话语系统的派生，试图以话语系统为切入点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属于语言的认识论。
乔姆斯基虽然确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但其研究仍然存在着不足。其中一个备受指责的一点就是忽视语义——乔姆斯基主张对句法进行纯形式化的研究，将其数学化地描写成算法系统，不考虑句子的意义。这一方法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后来，乔姆斯基逐渐完善自己的学说，将语义纳入了研究范围，然而在对话语进行解释时仍然存在着问题，因为语义也存在着模糊性，无法从根本上穷尽话语地含意。要穷尽话语的含义，就必须把还原到真实的语境中。这就是语用学的缘起。
三、交际活动的规约——合作原则视角
简单地说，语用学即是研究话语理解与语境相互作用的学科。Gifee会话含意理论是语用学的一个支柱，其核心内容是合作原则。Griee认为应当以交际为原则去理解话语，人们在言语交际中，总是伴随一定的目的或者说具有一定的意图，也就是说，话语必然要受到交际活动的规约。更具体地说，在言语交际中，人们总是互相合作的，都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互相理解，相互配合，即所谓的合作原则： 在最高原则，即合作原则下，人们在交际中要遵守如下四个准则：
1。数量准则：说到点上；少说废话
2。质量准则：不要撒谎；不要信口雌黄。
3。关联准则：说话要贴切，有关联。
4。方式准则：避免晦涩；避免歧义；说话要简要；说话要有条理
按照这一假设进行推导，如果人们不遵守合作原则，就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话语因失去关联性从而导致根本无法被理解；二是继续保持关联性，能够被理解，但会因此而产生会话含意，但受话者需要通过推理才能明白说话者的隐含意义。因此，Griee提出了一套推理模式来解释交际过程中的话语理解，用来代替传统的代码模式。
Griee对于话语的这种研究方式是激动人心的，可以说，他把话语还原到真实的交际语境中，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语用学研究。但由于合作原则还是留下了许多未决的问题。一是合作原则及其准则来源的合理性、及其高度的规定性。二是涉及理解本身的问题。根据Grice的理论，人们在会话过程中应当时刻遵守合作原则，而且应识破对方是否在遵守合作原则。如果没有，就应该通过推理来找到他的隐含意义。这样，话语的理解过程就显得非常不自然。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一般情况下，推理是本能的，无意识和自动的。（何自然，冉永平，200lb：19）
四、认知语境的关联——关联理论视角
关联理论是对Grice方法论的修订和完善。Sperber&Wilson一开始曾试图回答Grice方法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但后来却发展成一种新的理论。关联理论以两条一般性原则作为基础：
关联的认知原则：人类倾向于同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吻合。
关联的交际原则：每一个话语（或推理交际的其它行为）都应设想为话语和行为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何自然，冉永平，200la：F29）
Sperber&Wilson认为，Grice所提出的推理模式不能充分解释话语的理解过程，它不能完全取代代码模式，因为推理和解码在话语理解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没有明确界限的，即便是明示的话语，也“包含推理的成分，例如在消除歧义、确定指称方面”（何自然，冉永平，2001b：24）。因此，关联理论提出了一种“明示——推理”的话语理解模式。在此基础上，sper1）er&Wilson进一步提出了不同于“语境”、“关联性”等关键概念。在关联理论里，语境是受话人自己建构的，而不是现成不变的。受话人接收到明示话语之后，会根据具体情况形成多个语境假设，与明示话语中包含的信息进行匹配。每个语境假设与明示话语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兼容性”（也就是说受话者可以通过一定的“处理努力”在两者之间构建起合乎逻辑的联系），这种“兼容性”就是所谓的“关联性”；但是，只有一个语境假设与明示话语之间存在着“最佳关联性”。
我们可以把关联理论中的话语理解过程形象地比喻成案件侦破的过程：
话语~受话者认知能力——语境假设——关联性——最佳关联性证据——侦破人员——案情推定——嫌疑人——真正的罪犯
结语
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语言学经历了一次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但话语都是被作为语言系统的外在表征，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探求外化语言系统的本质或内化语言系统的运作机制；从乔姆斯基到（；lfee，话语研究从语法、语义层面提升到语用层面，话语不再是仅仅内化语言系统或外化语言系统的外在表征，而是成为了人类生活和生存状态的一种构成元素；Sper1）er&Wilson则在Grice理论的基础上将话语的研究从交际引向了认知，并积极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寻求理论支撑。话语研究呈现出一种日益复杂化、多学科的趋向，这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研究的深入化、细致化，能够从多个维度上形成对话语的理解；二是造成了研究的分散性，研究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模式和方法，导致语言学学科范围的无限扩大，缺乏统一标准。如何选取一个适当的深度和广度对话语进行研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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