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尘封的肃杀散文
我曾非常习惯地站在学校二楼的走廊上，散淡地看着前方。
前方是街道以及街道左右两侧对称的连在一起的楼房；前方还有巍峨的政府办公大楼以及学校；前方还有矮矮的山岗，山岗上有规则地站立着石碑。
街道并不长，所以这街道的繁华、大楼的气派与碑林的肃穆都是串在一起的，这并非刻意的安排竟然很容易让人产生想法，事关盛与衰、生与死、过去与未来。
因为石碑较远，所以自然看不清楚，可我知道他们是石碑，很多，上面还刻着逝者的名字。这些名字中，有不少是我熟识的。
我在走廊上散淡地看着这些事实存在但实际上看不清楚的石碑时，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怀念那些已经作古的人们，或者说作古的某一个人、某三两个人。
我现在有这个习惯是缘于曾经有一位故人总是站在这个地方。当时，他的目光也曾注视过前面那个山岗，而且他的目光是停滞的，他的目光里写得全是悲戚乃至绝望，他曾经让我们一度为他而悲戚。
他是我曾经的同事，我们一道共事四年，直到他最终的离去。
九六年，当我穿着花衬衫和牛仔裤背着双肩包来到学校时，是怎样朝气的一个年轻人啊！已有的四年的工作阅历使我对教书这个行当并无畏惧，反倒因为侥幸在乡镇的会考中考过好的名次而滋生了一些自负和得意，领导的信任让我做学校的教导主任让自己可能在背地里还有点轻狂。
那个学校是由三个学校合并之后新建的，规模有个五六百学生和十几号老师，在乡里算是最大也是最好的学校了。原来学校的老师也都归并到一起了，自然包括他。他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在新学校里就不是了，安排了班子的一个成员，于是，我们成了新的同事。
他姓成，我们一开始当面喊他成校长背地喊他老成，到后来当面和背地都喊他老成了。尽管，大我们十几岁的他都是一直喊我们为某某校长、主任的（我们当时那个校长也很年轻），他喊得很顺畅，也很真诚。因为还保留着校务会成员的身份，我们几个还是在单独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一来二去，也就熟络了起来。
老成四十来岁，中等身材，身体单薄，周身显得比较小巧，但是嗓门尖、声音大，给人感觉劲头足，是个爽朗朗的'人。他最为常见的动作是坐在桌子上侧着身，头微微上扬，异常熟练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一个弧线就能把办公室的每个人都散上一支烟，然后在一起天南海北、吞云吐雾了。
起初，我们是有禁忌的。他们都是老教师、老校长，忽然之间这些职位就让给了我们，会不会在心里不认同我们，进而演变为工作上的不配合。坦率地讲，我们做什么校长、主任也并非就当真比别人优秀，这里面其实也有人情的成分。只不过这种人情在所谓干部年轻化的大帽子下显得合理而时尚罢了。没想到老成开朗地很！根本没有任何表示，反倒极其配合我们，分什么课都行，怎么安排工作都可以，不仅烟散得勤，因为他就是附近人，请我们吃饭的频率都很高。一到放学，我们这拨单身汉，就开始觅食，一不小心就能跑到老成家。
老成住在学校边上的山岗上，是三间平房，后院里还打了一口水井，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当时民办教师的工资很低，是我们的一半左右，不足以养家糊口，于是，他家也和别家一样在圩里养殖了几亩螃蟹，也还有几亩稻田，这样也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不过，这些事情主要是他妻子和孩子们承担的，所以，他的妻子和他一样也显得极其清瘦，脸上很少有什么红润之类。
他们一家子都很客气，虽说平时未必能吃到什么好的，可是却总是拿最好的给我们吃。他一边拿酒端菜一边还反复解释着家中没有好的，委屈了我们之类，让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就像有时他要是从哪儿觅到一包好烟，总是揣在兜里到办公室里炫耀一番，最终在我们面前拆掉，让我们分而食之。那时办公室里会流动着欢乐的气氛，而老成也享受着那份满足。
一个新学校毕竟还是有一些新气象的，全乡最好的办学条件然我们自信心很足，劲头也很足。就这样，我们在一起轻松地工作着、愉快地相处着。撇开偶尔的一两丝不和谐的音调之外，大家总体上就像是一家人，连日子过得都很快。
我们对日子的感觉就是学生一批批地走进走出，而老成们对日子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离转正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老成曾非常谦虚地说过，自己书读得很少，教书都怕教坏了孩子，哪还想当什么校长主任呢？年轻人到学校自己举双手欢迎的，毕竟也是服务他的家乡啊！要是政府能在它们退休之前给他们转正，那就就千恩万谢了。
老成说对转正的渴望是实话，可他说他们教不好孩子就不属实了。我经历过许多民办老师，自己就是民办老师教的小学和初中，我不觉得他们有任何不好，除了身份和工资不同之外，他们一样把书教得很好乃至更好。说得一点不虚夸，一方面，在中国如果没有民办教师，就会让教育断层许多年，而现实的另一方面是，为了摆脱某种软歧视，他们总是很小心、很敬业，他们没有任何对抗领导包括我们这些小公办老师的资本。他们所有的权益仅仅来自于某些领导的判断，他们可以随时被调整，也可以随时被辞退而前功尽弃。
像老成，工作真的是很认真的。他每天不是在班上就是在办公室里，有时还把学生拉倒办公室里面批作业，备课笔记写得也很认真。让我们感到惭愧的是我们的板凳功夫并不如他，当门口有几个孩子喊我们打球的时候，我们能把书一扔就跑到操场上，而班上的秩序就是这些老教师和一些小姑娘来维持。
即便这样，老成依然在定级的时候被定为小学三级，三级职称是小学教师中最低的，实际上就是不合格老师，后来这个级别取消了。面对定级的结果老成很坦然，说他理解，因为有比例限制，人家是高中毕业证书，还有的有函授证书，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证，三级的指标自然分配到他的头上。
他掩盖了一个事实，还有初中毕业的，但是同样定到了一级。而我知道的情况是，居然有人直接定成了小学高级教师，然后直接就转成了公办老师。老成只顾着喜欢和我们这些毛头小子走动，那样的好事离他自然很远了。
老成有两个观点，一是自己性格局限，不太喜欢和领导走动，二是不知道领导什么口味，也就懒得求他们。再说国家政策已经很清楚了，早迟是要转正的，不在乎早一年迟一年的。
这话未必真诚，转正这样的事情自然盼着早一些，转过之后就吃了定心丸了，谁不想呢？老成这是一种自我宽慰。
村落里断断续续地放着鞭炮，学校里的民办老师最后一次性全部转正了，这样的事情不亚于结婚、盖房子的，理所当然地请客吃饭，热闹一番。我们那阵子嘴都吃歪了，吃过了还带着喜烟喜糖。唯一遗憾的是，民师解决了，学校里的代课老师却再无音信，至今如此，当然现在多半出去另外谋就去了。
老成的喜悦没有维持多长时间，短短的半年之后，他就站在二楼的走廊上，目睹着远处的山岗。那个岗子带走了他的女儿，也抓走了他的心。他从女儿离开的那天之后，再无喜色。
他的女儿十八岁，生的是白血病，在经过半年的医治无效之后就安葬在山岗上，而这个山岗就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于是，经常性地他一个人默默地看着并不清楚的前方，一旦有人注意他的举止时，他再默默地离开，没人注意的时候，他再回来继续发愣。那是一个让我们都自觉回避的话题，提到这件事的只有他自己，我们从他偶尔的表达中大体知道他的意思，就是总觉得他没有把女儿照顾好，自己甚至当时都不怎么喜欢她，自己总是偏心家里的那个男孩子，如果他对她好的话，也许结果不是这个样子……
也许，姑娘从小就可能有病，自己太过马虎的缘故，他陷入了没有终点的懊恼和自责中。虽然事情并不是那样。
他的举动会让我们经常想起祥林嫂，但是显然，他以他的沉默表示着自己更大的苦楚，而我们也和围观的人不一样，我们总是能从他情绪的流露时而满怀惋惜与同情。
一年之后，他病了。我们只觉得他经常下课就往回跑，起初感到很惊讶，这不是老成的风格，后来知道了，他患了糖尿病，上课的时候感觉到饥饿，只能回去吃点再回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上课上了两年，直到身体瘦得只剩下躯壳而已。
糖尿病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慢性病，我们从来没有把这种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于老成来讲，最后夺去他四十九岁生命的仅仅因为是糖尿病，或者说在生理层面上他完全是死于糖尿病。在他离去的时候，转正不过两年，而他的妻子还因为年龄不够连遗属补助都暂时没有拿到。
他家人做过所有的努力，包括偏方都用过。他的妻子甚至因为感觉到自家老屋的门相不好，而把房子都卖掉了，可结果无非是换来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对于他妻子认可迷信的鄙夷。
我见到他最后一面的时候，他睡在家里的门板上，脸上蒙着草纸。我轻轻地掀开那张草纸，他的脸只有一点轮廓了，我测算，那时的他不会超过六十斤，那个曾经精神头十足的中年汉子就像是用几根骨骼摆成的标本模型，干巴巴地瘫在厚厚的门板上。
在朦胧的雨季，在滴滴答答的鞭炮声里，他的儿子捧着骨灰盒把他送到山岗上，他的旁边是他曾经眉清目秀的女儿。
后来，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去过那个山岗，因为那儿已经成了一个简易的公墓所在地，我看那些个石碑，都是很简易的，有的连上面的字迹写得都很扭捏，也很难认清楚，我没有刻意去找属于他的那一块，因为即便是他的那一块也只是一块石头而已。
他应该好好地活下来，应该看到这个学校在继续发展，应该看到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应该看到一个个糖尿病人坚挺地活着，尤其是应该看到他的儿子盖了楼房、娶了媳妇，还给他添了一个孙子。而这些都是以他生命的延续为条件才能看到的，他并不能。
这个山岗过后就是我的老家。我在老家的学校上过四年班，我们村子也有一位女民办老师，那时我们天天一道上下班。她每天像个陀螺似的，又是学校又是稻田的脚不离地，此外她家还养了不少鸡，我在她家也吃过不少饭，准确地讲吃过不少鸡。也是在即将转正的时候，她忽然自缢而亡了。许多人说她傻，这都快转正了，怎么还想不开了。我知道，转正是重要，但是转正不代表完完全全的幸福与美满，把转正这个词语拿出来讲，仅仅因为他们是民办老师，这种言论的产生源于他们这个特殊的标签而已。所以这样的言论是对他们的某种不尊重。
也表明了特定的标签给他们带来的软歧视，这种软歧视很久很久都是存在的！甚至到转正之后，他们的标签就变成了——民师转正的公办老师。
哎！我们心底的恶啊，什么时候能摒弃呢？
前事逐渐淡化，逝者已然走远，在这个肃杀的冬季，我遥想着那些日子，总是庆幸自己曾经被多少温暖包围过，被多少先辈呵护过。我的青春岁月因为有着一批极为普通的生命的相伴而格外充实，同时他们自己生活的过程又告诉了我生命本身的太多凝重。而要站在生命至上的话，首先就是要珍视生命。
他们是的的确确的好老师，还是优秀的父亲、母亲以及社会人，我会时常想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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