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父亲的手艺

时间：2020-11-22 16:55:42 小说我要投稿

中篇小说：父亲的手艺

　　父亲的手艺

中篇小说：父亲的手艺

　　尚培元

　　【词目】手艺

　　【读音】 [shǒu yì]

　　【释义】手工劳动者以双手或与简单的工具相配合所产生的手工技艺和艺术。

　　【引证】唐代柳宗元《梓人传》：“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

　　元朝王晔《桃花女》第一折：“我们靠手艺的买卖，怎害得许多羞。”

　　老舍《龙须沟》第一幕：“沟的两岸，密密层层的住满了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各色穷苦劳动人民。”

　　【例句】父亲下放到白庄以后，跟着老剃头匠学剃头，如今，手艺已经修炼得十分精湛了。

　　一

　　腊月的白庄，正酝酿着一场浪漫的雪事。

　　那天清晨，白庄的人们起来以后，就要清理房屋内的尘埃，也要洒扫庭院里的灰土，按照年俗的说法，这叫“扫尘”。

　　父亲起来的时候，看见那一片一片的雪花，正飘飘摇摇地飞舞在腊月二十四的晨风里。父亲并没有按照年俗动手“扫尘”，而是看着院子里刚刚落满的新雪，平静地想，这雪，纯洁干净，是不须清扫的，这雪，白茫茫的，覆盖住了灰土与尘埃，院子里一点儿都不脏了。偶尔露出的一星半点的杂物和柴草，在父亲眼里，也没有什么肮脏和凌乱，相反，却显得如诗一样，如画一般，极是富有情趣。父亲站在雪花铺就的素雅洁净的院子里，抬头看一眼天空里飘摇的飞雪，一节美妙的旋律不由得就滑过了心头。

　　那是什么旋律呢？父亲后来回忆说：“那节旋律叫《北风吹》，是歌剧《白毛女》里喜儿的一段唱。”父亲这么一说，那节小提琴协奏曲的旋律便也在我的脑海里悠扬起来了。旋律一起，我就随口唱了几句：

　　北风（那个）吹

　　雪花儿（那个）飘

　　雪花儿（那个）飘飘

　　年来——到

　　母亲撵出屋门的时候，那节旋律刚刚在父亲心里演奏完毕。父亲就不再犹豫，也不再迟疑，朝着母亲说：“我走了。”

　　母亲替父亲拿着那只小巧且又古朴的帆布袋子，就将父亲送出了院门。在“北风吹雪花飘”的院门外，母亲的神情很是忧伤，她一声不响地就把那只帆布袋子递到了父亲手里。帆布袋子很窄小，很灵巧，也很精致。父亲接过去，小心地装在随身携带的提包里，转过身，就走了。

　　临走，父亲说：“过年，得让孩子，吃上肉。”

　　父亲是要进城去。

　　父亲进城，是在昨天夜里就已经商量好的事情。昨天是腊月二十三，白庄的各户人家都要在这天晚上祭祀老灶爷，这在年俗里称作“祭灶”。白庄的人们也把这天称为“小年”，其实，在白庄的人们看来，一进入腊月，过了“腊八”，就已经是“年”了。

　　腊月二十三，是老灶爷“上天言好事”的日子。老灶爷是“一家之主”，他得把各户人家一年来在尘世凡间的表现和修为向玉皇大帝做个总结，做个“述职报告”。人们在世间的表现如何，修为怎样，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是忠还是奸，是直还是邪，老灶爷心里都有数。玉帝对凡人的操守考评，也全凭老灶爷一句话。玉帝就信他，别人，没资格说，说了也没用。“二十三日去，初一五更回”，在这段时间里，为了让老灶爷在玉帝跟前为自己多说好话，多言好事，人们就在腊月二十三的晚上，供上水果，供上点心，最关键的是要供上芝麻糖，让他吃了，粘住嘴巴，不叫他在玉帝面前乱说，更不叫他说出坏话来。年俗里说的“二十三，祭灶倌”，指的就是这事儿。

　　父亲曾经把这当作一个故事讲给我听，讲完以后，父亲说：“这只是个传说，不可信。”而我听了，觉得这个故事很传奇，很美丽。许多年以后，当我作了父亲的时候，也把这个不知流传了多少朝代的传说讲给了我的两个女儿，却不管她们相不相信。

　　腊月的天，很短。暗淡的夜色浸润上来，天很快黑下来了，母亲就在老灶爷像前摆上供品，开始“祭灶”了。供品是半个粗面蒸馍，很简朴，很吝啬，也很寒酸。这半个粗面蒸馍，是母亲的晚饭，母亲没有舍得吃，特意节省下来，留给老灶爷了。

　　传统的“祭灶”，供桌上摆的应该是芝麻糖。芝麻糖是用糖稀做的，很黏，这样才能粘住老灶爷的那张嘴。母亲没有芝麻糖，也没有水果，更没有点心，只有节省下来的半个粗面蒸馍，母亲只能用这半个粗面蒸馍来“祭灶”了。母亲知道，这样的供品是根本粘不住老灶爷那张嘴巴的。而实际上，母亲并没有想要粘住老灶爷的那张嘴，母亲以为，我们这一家人，在这一年里，并没有做过什么错事，也没有做过亏心事，更没有做过坑害别人的事，根本没有必要害怕老灶爷在背后乱说。所以，母亲就没有刻意去弄一些芝麻糖，而是真心实意地摆上了半个粗面蒸馍。可是，母亲的心，是真挚的，是诚恳的。母亲认为，既然是一场祭祀，就应该怀有一颗虔诚的心。母亲正是怀着一颗虔诚之心，在老灶爷像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父亲后来告诉我，那年“祭灶”时，母亲磕下的是三个响头。父亲说：“我听得很真切，咚，咚，咚。”

　　然而，虔诚的祭祀，并没有给母亲带来福音。“小年”的祭祀之后，母亲就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大年”发愁了。

　　“大年”就要来了，母亲手里，却只有可怜的一块两毛钱，母亲就暗自发愁起来了。

　　母亲说：“一块两毛钱，怎么过年呢？”

　　父亲也说：“是啊，一块两毛钱，怎么过年呢？”

　　父亲这样说着，就直直地看着母亲手里的一块两毛钱。

　　这一块两毛钱，是那年生产队分给我们家的“余款”。

　　那年是1972年，父亲和母亲在生产队里挣了一年的工分，年终决算的时候，只从生产队里分到了这一块两毛钱。母亲把这一块两毛钱捏在手里，心里却在盘算着，该过年了，得扯上三尺布，给孩子做件新衣服穿；得买上一斤肉，给孩子包顿饺子吃；另外，还得给孩子买几个鞭炮，过年，也得热闹一回，不能过一个“哑巴年”。母亲在心里盘算着，只这几样，一块两毛钱就支持不下来了，其他的，盐就没钱买了，洋油和洋火也没钱买了，大人的袜子围巾手帕帽子也就免了，孩子的压岁钱更是没处开销了。这一块两毛钱，在母亲手上掂量来掂量去，无论怎样都掂量不开了。

　　掂量不开，母亲就捏着这一块两毛钱暗自发愁了。

　　父亲也随着母亲发了一会儿愁，忽然就说：“我得进城去。”

　　母亲听了，疑惑地说：“该过年了，进城干什么呢？”

　　父亲说：“正是为了过年，才要进城去的。”

　　父亲这样说着时，就轻轻地笑了一下。父亲，总是这样乐观，这样坚强，任何困难都吓不倒他，也难不住他。父亲这么轻轻一笑，母亲的心里就踏实了。父亲，永远是母亲的主心骨。父亲的脸上一旦露出笑容，母亲就知道，父亲已经有办法了，已经打好主意了，或者说，已经成竹在胸了。

　　母亲说：“已是小年了，还要去吗？”

　　父亲说：“不敢耽误了，过了小年，离大年就不远了。”

　　母亲说：“是啊，只有一周时间了。”

　　父亲说：“所以，更要抓紧时间啊。”

　　母亲想了想，又说：“明天是阳历二十七号，也要去吗？”

　　父亲说：“阳历二十七号，怎么了？”

　　母亲就说：“村里人都说是‘七不出，八不归’呀。”

　　母亲又说：“意思是，逢七出门不吉利呢。”

　　父亲听了，又是轻轻一笑。父亲说：“你弄错了，彻底弄错了，其实很多人都弄错了，‘七不出，八不归’，说的不是日子，而是别的意思。”

　　母亲很好奇，就说：“别的意思？别的什么意思呢？”

　　父亲说：“嘿嘿，先不告诉你，这话儿，等躺进被窝里再给你说。”

　　母亲莞尔，就低垂了笑眉，朝床上努努嘴，示意说：“孩子还没有睡着呢，咱们还得再等会儿。”

　　母亲这话，说得很轻，似乎是不想让被窝里的我听见。

　　父亲说：“那么，我就先告诉你吧。”

　　母亲说：“让我听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父亲就说：“以前，或者说是解放前，或许更早，干脆就说是古代吧。古时候，出门的大多是当家人，出门之前，要先安排好家里的生活，具体地讲，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样。‘七不出’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七件事情没有安排妥当，就不能出门。”

　　母亲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母亲想了一下，忽而就说：“那么，你是不能出门的。”

　　父亲说：“为什么？”

　　母亲说：“这七件事情，你安排妥当几件呢？”

　　父亲看着母亲的眼睛，坚定地说：“要安排妥当这七件事情，我得先出门，得先进城！”

　　母亲就看着父亲，点了点头，她顺从了父亲的说法。

　　母亲又说：“那么，‘八不归’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父亲说：“古人最讲究的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违反任何一条，都会觉得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家人。‘八不归’的意思是说，出门在外，如果这八件事情没有做好，就无颜归来。”

　　母亲说：“呀，真是让我长了见识了。”

　　父亲跟母亲啰嗦着这些的时候，我在被窝里还没有睡着，迷迷糊糊又听见父亲说：“不管他七出七不出，也不管他八归八不归，反正，我明天就要进城去了。”

　　母亲试探着说：“进城，就有办法了吗？”

　　父亲说：“当然，进城就有办法了。”

　　母亲又疑惑地说：“进城，能有什么办法呢？”

　　父亲就朝着母亲说：“好了，现在，把我的工具包拿出来吧，我得先检查一下我的工具。”

　　父亲的工具包，就是那只小巧且又古朴的帆布袋子，浅白色的袋子上还绣着一个浅红色的“人”字。

　　我第一次听父亲讲起他的工具包时，认为这个“人”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的意思。后来听父亲讲了之后，我才知道，我猜错了。

　　父亲的工具很简单，只有三件，装在那只小巧且又古朴的帆布袋子里。那只帆布袋子是母亲熬了一个晚上缝制而成的。帆布也是旧帆布，是母亲从生产队废弃的粮食袋子上剪下来的一小块儿。粮食袋子就是那种粗粗的长长的帆布袋子，要是装满，能装二百斤小麦。黄色的袋子身上，竖版印着五个“毛体”字，“人民公社好”。那废弃的袋子，已经由黄色泛成了浅白，“人民公社好”也由红色褪成了浅红。颜色虽然褪了，但那帆布却依然结实。母亲就剪下一块儿，正好剪下了那个“人”字，母亲将那一块儿帆布洗干净，就给父亲缝制成了一个工具包，又别出心裁地把那个“人”字做了封面，还给“人”字绣了个花边。母亲的针线活很细致，很精密，缝制好的工具包，针脚细密均匀，带着一种陈旧的古朴的风格。工具包里，又分三个小袋儿，父亲就把他的三件工具分别装进了三个小袋儿里，每个小袋儿都恰如其分，每一件工具都适得其所。那三件工具寂寞地躺在各自的小袋儿里，就像是弟兄三个分开了家。三件寂寞的工具放在家里那张老式的桌斗里，平时几乎没有动过。

　　母亲把那个装着三件工具的帆布袋子交给父亲时，忽然就明白了，父亲是要带着他的三件工具进城去的。

　　母亲说：“噢，我知道你要进城去干什么了。”

　　父亲看了母亲一眼，依然是轻轻一笑。

　　母亲说：“给你，这是你丢下的工具，看看吧，很长时间都没有使用了。”

　　父亲小心地接过了那个浅白色的帆布袋子。

　　父亲说：“是要看一看，这么长时间没有使用过，不知道生锈了没有。”

　　父亲说着，就打开他的帆布袋子，细心地检查着他那简单的三件工具。父亲发现，虽是放置了那么久，工具却依然完好如初。然而父亲还是把这三件工具一件一件拿出来，该擦的擦，该磨的磨，然后再擦干揩净，又装入了帆布袋子。

　　父亲做完这些的时候，母亲又把那一块两毛钱拿出来了。那一块两毛钱一共是三张纸币，两张五毛的，一张两毛的。母亲把那三张钱币在手里细心地数了三遍，抑或是五遍，之后就交到了父亲手里。

　　母亲说：“这钱，你带上。”

　　父亲把那三张钱币又推了回去。

　　父亲说：“带钱干什么？”

　　父亲又说：“我为什么要带钱呢？”

　　母亲说：“噫？出门不带钱怎么能行？”

　　父亲摆了一下手说：“我是去挣钱的，不需从家里带钱。”

　　母亲却又固执地把那三张钱币塞给了父亲。

　　母亲说：“带上吧，还要坐车呢。”

　　父亲想了想，就说：“坐车，一块钱就够了。”

　　母亲说：“一块钱，够吗？”

　　父亲说：“足够了。”

　　父亲想了想，又说：“你看，我步行走到镇上，从镇上到城里，车票正好是一块钱。”

　　母亲说：“这一块两毛钱，你都带上吧，还要吃饭呢。”

　　父亲说过这话，就把那张两毛的纸币递到了母亲手里。

　　父亲举着那两张五毛的纸币，豪迈地说：“就凭这一块钱，我就要进城去了！”

　　父亲又张狂地说：“就凭这一块钱，我就要进城去挣过年的钱了！”

　　母亲嗔怪地说：“这一块钱，是你发财的本钱么？”

　　母亲这样说着，眼睛忽地就有了一些红润。

　　冷静一下，父亲又低了声音说：“过年，得让孩子，吃上肉。”

　　母亲说：“你，也该吃上肉啊。”

　　母亲说着这话，眼睛忽地又有了一些红润。

　　忽然，母亲转身就来到了床前。

　　父亲也赶紧跟了过来。

　　父亲有些顽皮地说：“好了，孩子睡着了，咱们也睡吧。”

　　母亲却一只手止住父亲，另一只手一把掀开被子，“呼”地把我从被窝里拽了出来，三下两下，给我穿好衣服，又把我拽到了贴在墙上的老灶爷像前。母亲命令我说：“快跪下，给老灶爷磕头！”

　　我用惺忪的睡眼瞟了一下贴在墙上的老灶爷像，那不过是一幅木刻套色版画。这幅套色版画，并不只是简明扼要的黑白两色，而是有黑有白，也有红有黄，还有蓝色。在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就深深刻上了老灶爷的印记。老灶爷是一个长着三缕长长的胡须的老头，戴着官帽，穿着彩衣，很慈祥，很和蔼，也很温馨。老灶爷像的两边还有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当我跪在老灶爷像前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我在母亲的胁迫下，稀里糊涂地就给贴在墙上的那个老头儿磕了三个响头。我知道，母亲叫我磕头，是想祈求老灶爷保佑父亲。老灶爷既然能够上天去跟玉皇胡喷乱侃，也一定能够保佑父亲。我睡眼朦胧地跪在那里，嘟嘟囔囔地在老灶爷面前说了一串的胡话，具体说的什么内容，谁也没有听清楚。

　　许多年以后，我的记忆慢慢复苏，渐渐回忆起来了，1972年腊月二十三的夜晚，我跪在老灶爷像前说出的并不是祝福保佑父亲的话，我含含糊糊念叨的却是流传在民间的富有民俗特色的那首歌谣：

　　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煮大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贴窗花；二十九，灌壶酒；年三十，包扁食；大年初一，撅屁股作揖。

　　静静的寒夜里，我念着那首歌谣时，忽而听见院子里有窸窸窣窣的细微的声响。也许，父亲没有听到，也许，母亲也没有听到，可我却听得那么真切。

　　我莫名其妙地嘟囔了一句：“下雪了。”

　　母亲把我抱到床上，随口说：“这孩子，发呓怔呢。”

　　母亲给我盖被子的时候，我又小声嘟囔着说：“下雪了。”

　　我听见母亲嘲笑了一声，而我却还是坚持说：“是下雪了，我听见了。”

　　母亲就对父亲说：“这孩子，下雪，听得见吗？”

　　然而，院子里，雪花飘落的声音，我听得是那样清晰，那样明了。细小，轻巧，柔弱，近乎无声，却很美妙。

　　后来，我就睡着了。叮叮，叮叮，落雪的声音一直飘荡在那寂静的夜里，飘荡在我深沉的梦里。

　　腊月二十四清晨，父亲怀揣着整整一块钱，义无反顾地进城去了。当母亲忍在眼眶里的泪水终于滴落下来的时候，父亲已经走出了村庄。

　　神情忧伤的母亲把那个小巧且又古朴的帆布袋子递给父亲以后，并没有再往前送别父亲。梨花带雨的母亲是用一场雪花在为父亲送行。母亲的脑海里，如大地一样，一片空白。母亲的心里，比一枚雪花更加苍凉，更加无力。母亲痴痴地站在破败的院门外，拿目光把父亲送出去很远，很远，直到父亲的身影消失在雪花曼舞的白庄的村头。

　　雪花飘落在父亲的肩头，飘落在父亲的脸颊，飘落在父亲的嘴唇上，丝丝凉意就滋润在父亲的心田。走出村庄的父亲忽而觉得，正有一股暖融融的气息，从冰冻的田野里苏醒过来，从安静的村庄里苏醒过来，腊月里浓浓的味道也便随之扑面而来了。

　　实际上，流年的脚步一进入腊月，白庄人们的心头就萌动着一种期盼，萌动着一种生机，也萌动着一种浮躁的煽情的腊月的味道。这浮躁的煽情的腊月的味道，其实就是人们期盼的过年的味道。

　　白庄离龙泉镇有二十六里半的路程。父亲行走在带着年味的飘雪的乡村阡陌小路上，坚定而执着，昂扬而洒脱。父亲踩着薄薄的积雪，要步行到龙泉镇上去。

　　龙泉镇上，有开往昆阳县城的班车，一天两趟。

　　飘落了一夜的雪花，这时候已经失去了威力，也减弱了气势，变得虚弱不堪了。薄薄的一层积雪，覆盖着田野里越冬的麦苗，也覆盖着窄窄的乡间路面。父亲行走在这细细长长的田间小径上，脚下咯吱咯吱的声音并不太响，嚓嚓，嚓嚓，有些轻巧巧的，切切，切切，有些静悄悄的。父亲的身后，延伸着一串浅浅的脚印。这脚印，很明显，很踏实，很坚决，一点儿也没有歪斜。

　　在嚓嚓切切的脚步里，父亲坚实的心里，忽而又响起了一段旋律，父亲不由得哼唱着，手指也不自觉地在虚拟的键盘上灵巧地弹奏着。

　　父亲曾经告诉过我，那天清晨，他行走在白雪覆盖的小路上，哼唱的歌曲也叫《小路》。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优美，也非常忧伤，父亲曾经用手风琴演奏过。《小路》是一首前苏联歌曲，我长大以后，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在歌厅里经常给朋友们卖弄：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微风将灰蒙蒙的天空中零星的雪花吹得交错起来，在这寒冷的腊月的清晨里，父亲却走出了一身的汗水，也走出了一路的热气。

　　父亲踩着薄薄的积雪走到龙泉镇上时，镇上的有线广播里正在播放着一首唱遍神州大地的红色歌曲。那首歌曲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东方红》。

　　父亲知道，这首诞生在黄土高原上的歌曲，原来的名字叫《移民歌》，是农民歌手李有源依照陕北民歌《骑白马》的曲调编写的，后来经过延安文艺工作者的整理，改名为《东方红》。这首歌曲几乎人人会唱，一度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庄严颂歌，在重大会议和重要场合都要合唱或者演奏，广播里每天也都要播放。《东方红》是有线广播早上的开始曲，晚上的结束曲是另外一首歌曲，叫《国际歌》。由欧仁·鲍狄埃作词、皮埃尔·狄盖特谱曲的法语《国际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一首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奋斗的战歌。1920年，《国际歌》由瞿秋白首次译到中国，一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党歌，但未被正式写进党章。十五年后，这位共产主义战士就是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而英勇就义的。

　　歌曲《东方红》一播完，班车就要起动了。父亲赶紧登上去，在最后一排坐下了。

　　父亲刚刚坐稳，班车就发动起来了。

　　二

　　1972年的昆阳县城，街道是昏暗的，房屋是单调的，人群是灰色的。父亲站在昆阳县城的十字街头，却寻找不到让人们的眼睛为之惊艳的一抹色彩。然而，日子，毕竟已是到了腊月二十四的上午，跟乡下的白庄一样，昆阳县城里，同样也显示出了浓厚的“大年”的味道了。

　　那时的城市里，差不多都有一条人民路，也有一条文化路，另外还会有一条建设路。父亲站立的昆阳县城的十字街头，就是人民路和文化路这两条街道的交叉口。

　　寒风渐起，刮翻了父亲的衣角，也刮乱了父亲的发型。这渐起的寒风，提醒父亲抬起头来，望向天空。父亲看见，头顶上的天色灰蒙蒙的，南面阴郁的天空背景里，漂浮着一团厚厚的云层。云层很低，下端有些灰黑，显出很沉重的样子。太阳，被隔在云层的那一边，无论如何都不能穿透。可这太阳，在厚厚的云层里面，并没有屈服，也没有泄气，而是不屈不挠地挣扎着，努力地聚集着力量。

　　此时，零零落落的雪花，早已经停止了，父亲又看见，那团厚厚的云层上端，浅浅地泛起了雪白的光芒，像是镶嵌着的一道金边。那是太阳的手脚，是慢慢透出的太阳的光辉。父亲望一眼那团云层，很是忧虑地想：“天上，还会再落雪吗？”父亲又望一眼那团云层，随即又想：“看来不会再落雪了，天空中毕竟透出太阳的光亮了。”

　　果然，很快地，那一团厚厚的云层慢慢淡了，慢慢浅了，慢慢薄了，继而就变成了一片明亮的彩霞。又过了一会儿，太阳挣脱了云彩的遮挡，明晃晃地露出笑脸儿来了。父亲望一眼阳光漫溢的天空，心里已是一片光明，一片希望！

　　本来，父亲就是怀着光明和希望进城来的，就是带着工具和手艺进城来的。工具在手，手艺在身，父亲才敢理直气壮地说：“过年，得让孩子，吃上肉。”

　　父亲这次进城，是要凭借着他的剃头工具，凭借着他的剃头手艺，到城里来挣钱的。挣不到钱，年就没法过去。可是，到哪里去剃头，又到哪里去挣钱呢？父亲站在昆阳县城的十字街头，忽然就想到了城里人居住的家属院。

　　刚要动身，父亲心里忽而升起了一种压抑和一股胆怯。父亲并不是胆怯城里人居住的家属院，父亲害怕的是，这次进城，没有请假，是偷偷跑出来的，回去后，队长会怎样处置呢？写检查？挨批斗？还是扣工分？无论哪一样都无法接受。父亲转而又想，哎呀，即便是请假，队长会批准吗？哼哼，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就不要再想这事儿了，挣钱要紧，过年要紧，孩子吃肉要紧！主意定了，父亲就离开十字街头，寻找着，打问着，到家属院里去了。

　　跟许多手艺人一样，父亲这个第一次出门行艺的剃头匠人，从一处家属院走到另一处家属院，在一处又一处的家属院里游走，在一处又一处的家属院里招揽着剃头的生意。

　　剃头生意的经营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开设铺面，坐店经营。另一种是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游乡招揽。走街串巷的剃头匠，往往只带一把剃头刀，被称作“带刀师傅”。这样称呼很贴切，也很有道理，不管是剃头刮胡还是净面，一把剃头刀就能把活儿干了。游乡的剃头匠挑着一副剃头挑子。有句歇后语，“剃头挑子一头热”，说的就是这种一头热一头凉的挑子。这挑子，凉的一头是一条红漆方凳，剃头时顾客可以坐在上面。凳子腿间夹置三层抽屉，似是小柜。最上面一层放钱用，面上有个扁扁的小孔，可以将钱塞进去。下面两层用于储存，里面分别放置着围布、木梳、掸刷、剪子、篦子、剃刀之类的工具。热的一头是一个红色的小圆笼，圆笼可不是一般木匠随便就能做成的，而是罗圈铺子里特别捏制的。圆笼里暗放一盘炭火小炉，上面坐一个宽沿黄铜盆，盆里的水始终温热，以便客人随时洗头。圆笼有三条腿，可放置于地，其中一条腿从圆笼一侧顺势向上延伸，就延伸成了一支旗杆，旗杆上有个钩子，悬挂着生土布做成的长条形带子状的毕刀布。

　　担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的剃头匠，手里还会拿着一个铁制的器具，叫做“唤头”。这唤头，状如一把大镊子，用小铁棍儿自下向上一拨，便会发出“呛啷”一声，随走随拨，随拨随鸣，以这“呛啷”的鸣叫声来召唤主顾。人们听到这种声响，便知道是游乡的剃头匠来了。唤头，也被称作是招揽生意的“响器”。在剃头这一行当里，鸣唤头也有严格的规矩。一般情况是过庙宇不鸣，是为敬神灵；过桥不鸣，是为敬龙王；遇同行不鸣，或许是，生意也有个先来后到，讲究个相互照应吧。

　　岁月悠悠，许多年悄然过去了，剃头这一古老的传统行业，以及那副剃头挑子，还有游乡的剃头匠人，都隐藏在了滚滚红尘之中，淹没在了岁月的长河里，残留在人们心间的只是一抹淡淡的记忆。剃头的手艺虽然被传承下来了，但是，剃头挑子已经简化成了一个小小的布挎包，里面装着剃头工具，很是简单，也很便利。呛啷作响的唤头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招揽生意的方式也变成了剃头匠们抑扬顿挫的悠远的吆喝声。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行公私合营，禁止个体经营了，剃头匠们基本上都进了国营理发店，仅剩下一些“散兵游勇”，依然操持着传统的手艺，依然干着走街串巷的勾当。这些剃头匠的收费比理发店便宜，他们悄悄走进家属院里，就地开张，顾客也多为老人和孩子。

　　父亲没有“一头热一头凉”的剃头挑子，也没有呛啷作响的这么个唤头，在昆阳县城的家属院里，父亲更没有像其他手艺人那样，长一声短一声地吆喝着招揽生意。父亲有一些腼腆，有一些羞涩。父亲在家属院里慢慢游走，悄悄观察，见了来人，就迎上前去，怯怯地问：“理发吗？”来人疑惑地看了父亲一眼，又看了父亲一眼，并不搭腔，警惕地摇了摇头，匆匆离去了。

　　父亲并没有气馁，也没有丧气，父亲依然游走在家属院里，从一个家属院游走到另一个家属院去。

　　父亲已经走过三个抑或是五个家属院了，但是这些家属院很让父亲感到迷茫，也很让父亲感到失望。天已过了晌午，到了后晌，父亲还没有碰到一个要剃头的人，没有挣到一分钱，当然，连晌午饭也没有吃。晌午饭没吃，也就忍了，但是，如果再不开张，晚上的伙食怎么安排呢？父亲就想，如果生意再这么平淡下去，是否就要考虑一下其他的策略呢？就在父亲举棋不定的游走当中，有一个男人就直直地朝他撞过来了。

　　这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男人，急急忙忙低头行走着，差一点儿撞在了父亲身上。

　　男人忽地站定了身子，连忙说：“啊对不起对不起。”

　　父亲很大度地笑一下，却说：“理发吗？”

　　男人看了父亲一眼，狐疑地说：“理发？”

　　父亲又赶紧说：“剃头吗？”

　　男人又看了父亲一眼，疑惑地说：“你是剃头匠？”

　　父亲说：“是的，我是剃头匠。”

　　男人又说：“咋不像哩？”

　　父亲说：“应该像的。”

　　这样说着，父亲就掏出那个帆布袋子，打开，亮出里面的剃头工具，共有三件，剃刀，推子，梳子。男人一看见这些工具，就说：“你咋知道我要剃头呢？”

　　父亲说：“不知道的，随便问问。”

　　男人说：“碰巧了，我就是要找剃头匠哩。”

　　父亲说：“真是巧了，还真让你找到了，那就剃吧。”

　　男人说：“在这儿不能剃，得去家里剃。”

　　父亲说：“其实，搬把椅子放在院子里，也可以剃的。”

　　男人说：“不中，不是我剃。”

　　父亲说：“那么，是别人剃吗？”

　　男人说：“是俺家小孩儿要剃。”

　　父亲说：“哦，小孩儿，是不能在院子里剃的，小孩儿怕冷。”

　　男人说：“对对，怕冷怕冷，不敢抱出来，就想找个剃头匠，到家里去给小孩儿剃个满月头。”

　　父亲连说：“好的好的。”

　　父亲说着，就随那男人到他家里去了。

　　小孩儿刚满月，还在襁褓中，女人抱着坐在客厅里，男人忙前忙后地烧水搬凳子。还有一位老人也在客厅里威严地坐着，想必是小孩儿的爷爷了。

　　小孩儿太小，没法洗头，这也不要紧，父亲有法儿。父亲把毛巾用热水烫了，拧干，在小孩儿头上擦了几下，又擦了几下，小孩儿头上就冒起了湿湿的热气。父亲用左手的五指很小心地扶着小孩儿的小脑袋瓜儿，右手执着剃头刀，在那毛茸茸的脑袋瓜儿上“吃”地就刮了一下。这是父亲接手的第一单生意，心里不免就有些紧张，捏刀的手也微微有一些颤抖。然而，父亲毕竟是练过手艺的剃头匠人，在他把剃头刀捏在手里的一瞬间，忐忑的心情就镇静下来了。父亲轻轻捏着剃头刀，深深吸口气，屏住呼吸，在小孩儿那脑袋瓜儿上“吃”地走了一刀之后，才将那口气呼了出来。父亲觉得，一刀过后，捏刀的手也就稳当了许多。小孩儿的头发很黄，很细，也很软，一刀刮下去，并没有刮掉几根。父亲又要回刀再刮，坏了，小孩儿却哭闹起来了。不但哭闹，而且，小脑袋瓜儿也乱晃乱动起来了。父亲一时就有些慌乱，不知如何下手了。

　　女人倒显得沉稳一些，老练一些，说声“等一会儿”，就站起身来，在客厅里走着，抖着，晃着，嘴里还“哦哦”地哼着，唱着，哄着。可是不行，小孩儿还是不停地哭闹着。看看一时难以哄住，女人只得说：“吃一口吧吃一口吧。”女人这样说着时，就背转身去，开怀，撩衣，托出一只肥硕的乳房给小孩儿喂奶。小孩儿吭唧着，“咕嘟”一下就噙住了奶头，一拱一拱地吃起来了。吃着，又吭唧了几声，慢慢就安生了。女人依然是走着，抖着，晃着，不停地哼着，唱着，哄着，那慈爱的目光就像是两把柔软的小刷子，在小孩儿粉嘟嘟的脸蛋上一遍一遍地温柔地来回刷着，刷得很慈祥，刷得很爱怜。小孩儿吃着时，奶头没有噙好，忽然就从嘴里吐出来了。小孩儿张嘴又噙，一下没逮住，冒了一脸的奶水。女人忙调整一下身子，很熟练地又将奶头送进小孩儿嘴里去了。女人看一眼小孩儿的脸，又看一眼小孩儿脸上的奶水，腾出一只手来，拿食指抿着奶水给小孩儿洗脸，那手指，一下一下，在小孩儿脸上刮着，揉着，揉出了一脸的母爱。

　　小孩儿吃着奶，就很安静了。

　　女人在客厅里来回晃动，奶香的气息柔韧地沁染到空气里，父亲闻到了，嗅了嗅鼻子，忽而感觉到了微微的眩晕。

　　这时候，女人说：“来吧，还得剃。”

　　女人说着，就不让小孩儿吃奶了。女人抱稳小孩儿，重又坐了，父亲拿热毛巾又在小孩儿头上擦了擦，擦湿了，左手把握稳当，右手“吃”地又刮了一刀。小孩儿却没有乱动，也没有哭闹，父亲就“吃吃吃”地连着刮了几刀，还不由自主地夸奖了一句：“嗯，真乖。”

　　一家人就都笑了。

　　忽而，父亲的刀子却停下来了。

　　父亲说：“哟，忘问了，剃个啥头？”

　　男人就说：“啥头？光头呗。”

　　老人也说：“小孩儿头发，见刀就长，剃一茬，就旺了。”

　　女人却说：“该过年了，留一撮儿吧。”

　　父亲就说：“嗯，那就留在头顶上。”

　　一家人都说：“好好好，就留在头顶上吧。”

　　小孩儿躺在女人怀里，剃着很不顺手，父亲的姿势也很难拿捏。父亲扭着身子，歪着脖子，竟难为出了一头的汗水。剃妥了，父亲小心收了刀，“噗噗”吹掉沾在小孩儿脸上的碎发，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一家人看了，父亲给小孩儿剃了个漂亮的茶壶盖儿。

　　女人摸着小孩儿头顶的一撮毛发，问：“多少钱？”

　　父亲说：“嗯，一毛钱。”

　　男人就掏出一毛钱给了父亲。

　　老人见了，却说：“你看你看，年轻人不懂事儿，咋能这样给钱哩？剃满月头是要封‘利市’的。”

　　男人就问：“利市？咋封？”

　　老人说：“最少得封两毛钱的红包。”

　　男人又说：“不早说，已经给过一毛了。”

　　老人说：“那就再包一毛，图个吉利。”

　　男人赶紧找出一片红纸，包了一毛钱，往父亲手里塞。

　　父亲推辞着说：“不要不要，已经给过了。”

　　老人又说：“拿着拿着，这是规矩。”

　　父亲一边把剃头刀装进那个帆布袋子里，一边朝门口走，一边就说：“一毛钱就足够了，剃一个头只收一毛，不能多收的。”

　　老人说：“你看你这人，拿着，民间的规矩是不敢破的。”

　　男人拉住父亲的胳膊，把红包强硬地塞进父亲手里。

　　父亲只得收下了。

　　父亲说声“谢谢”，刚要出门，老人却又叫住了他。

　　老人说：“哎你等等。”

　　父亲就停下了。

　　老人又说：“我看你呀，是个实诚人，手艺也不赖，干脆给我也剃了吧，省得我去理发店里排队了。”

　　父亲说：“好的好的。”

　　父亲又说：“老人家，我知道，您是照顾我生意哩。”

　　老人说：“也不是，只是觉得你实在，要价也不贵。”

　　父亲回转身子，说：“老人家，您是好人，您要剃的话，我得仔细给您剃一回。”

　　老人就“哈哈”地笑起来了。

　　父亲又说：“老人家，准备剃个啥头？”

　　老人说：“啥头？最省事儿的，光头。”

　　父亲说：“好的好的，光头好洗。”

　　父亲又说：“再烧些热水，先洗一下。”

　　男人听见了，赶紧去给老人烧水。

　　老人见父亲还站着，就说：“坐下坐下，先坐下歇会儿。”

　　父亲说：“不坐不坐，不累不累。”

　　老人拍了拍沙发，又说：“坐吧，哪有那么多讲究。”

　　父亲就欠身在沙发边上坐下了，但只坐了半个屁股。

　　老人又说：“喝水不？”

　　父亲忙说：“不喝不喝，不渴不渴。”

　　老人说：“嗨，出门在外，别这么拘谨，也别这么客气。”

　　父亲说：“不客气不客气。”

　　父亲又说：“这也是规矩。”

　　父亲又说：“师傅交代过，干我们这一行的，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用人家的东西。”

　　父亲又说：“剃头的不借别人家的东西，也不用别人家的东西，甚至不喝别人家的水。”

　　父亲又说：“这也是规矩，得讲究。”

　　老人说：“啥破规矩，不就喝杯水嘛。”

　　父亲说：“唉，咱这行，属于下九流，人家觉得晦气。”

　　父亲又说：“师傅给我说过，他游乡剃头的时候，有一回渴了，想讨水喝，就拿出自己带的碗，让那家的主人给他倒了一碗开水。”

　　老人就笑一下，说：“想得倒是怪周全。”

　　说着话，水烧热了，男人就拿脸盆盛了，端来放在一只高凳儿上，又摆了一把椅子，老人坐下，父亲就撩着水给他洗头。热水淋在老人头上，顺脸颊流下来，老人闭着眼睛，觉得很是惬意。洗过了，擦干了，连脖子，下巴，脸面，也都擦干了，父亲又将毛巾在热水里泡了一下，拧干，叠方，捂在老人头顶上。

　　父亲的工具及其简单，很不齐全，只有那么基本的三样，连毕刀布也没有。刚才剃了一个头，剃头刀可能会有些迟钝了，父亲便抬起右腿，把大腿上面的裤子抻展，将剃头刀在粗布裤子上“刺刺”毕了两下，又“刺刺”毕了两下，接着又“刺刺刺刺”毕了几个回合。然后，用指甲一弹刀刃，“铮铮”作响，再一弹刀刃，又“铮铮”作响。父亲知道，刀刃已经毕得非常锋利了。父亲顺手拿掉老人头顶的毛巾，左手把握稳妥，右手执刀，自头顶向下，“唰”地就刮了下来。老人的头发被捂得很柔，很软，刀子又是那么的飞快，“唰唰，唰唰”，剃下的毛发就一撮一撮飘落在地上。老人听着那飒飒发断之声，心眼里头无比享受。

　　“唰唰，唰唰”，随着这个节奏，父亲心头，就飘过了一首手风琴名曲。那首名曲叫做《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当那首名曲在父亲心头响起的时候，那把窄窄的细小的剃头刀也在父亲手里欢快喜悦地跳跃着，随心所欲地旋转着，节奏明快地翩翩飞舞着。父亲手里的剃头刀，在老人头顶上舞蹈，如白鸽啄米，如蜻蜓点水，又如农人手里明晃晃的镰刀，“唰唰，唰唰”地收割着麦子，收割着谷子，收割着农田里所有的庄稼。收割下来的一缕缕发丝散落在地上，如凌乱的青草，又如细碎的庄稼叶子。

　　那首乐曲自父亲心头飘过之后，一颗明亮的光头就新鲜出炉了。老人刚要起身，父亲却按住了他的肩膀，说：“别动别动，我再给你刮刮脸。”老人重又坐好，把头仰在椅子靠背上。父亲又拿热毛巾给老人擦了脸面，之后，又把毛巾叠方，捂在了胡子上。接着，又在裤子上毕了几下刀子，而后，雪亮的刀片就在老人脸面上来回游动，上下翻飞。老人觉得，脸面上凉丝丝，痒酥酥，说不出的轻松，说不出的舒畅，老人又幸福地闭上了眼睛。

　　忽而，父亲的刀子又停下来了。

　　父亲问：“胡子留不留？”

　　老人睁开眼，说：“要不，就留着？”

　　老人又说：“这么大年纪，也该留胡须了。”

　　父亲却说：“要留，今年也不能留。”

　　老人说：“这话儿，咋说？”

　　父亲说：“今年是鼠年。”

　　父亲又说：“一般不在鼠年或羊年留须，留了叫鼠须或羊须，不好听。”

　　老人就笑一声：“呵呵。”

　　父亲又说：“不太讲究的人，或是身份低的人，也会在羊年留一撮山羊胡。”

　　老人又笑一声：“呵呵。”

　　父亲又说：“要留须也得在龙年留，叫龙须，或者在虎年留，叫虎须，多气派！”

　　老人又“呵呵”笑一声，说：“那就不留了，刮了吧。”

　　父亲就一把拿掉捂在老人嘴巴上的毛巾，“唰唰”，就把胡子刮掉了。这时，老人的脸面刮干净了，胡子也刮干净了，鼻凹，耳蜗，脖子，喉结，旮旮旯旯都整治得周到彻底，利利落落，干干净净了。

　　老人摸摸头顶，很是满意。老人又摸摸下巴，也很是满意。更让老人满意的是，活儿干完了，父亲连地上的碎发也扫干净了。

　　老人就说：“别扫别扫，看看应该给多少钱。”

　　父亲说：“算了算了，刚才已经给了两毛，这一毛钱就不用再掏了。”

　　老人说：“该咋咋，咋能不掏钱哩？”

　　父亲说：“不用了不用了，也没费什么劲儿，不用油不耗电的。”

　　老人说：“这可是花了气力的呀，一站就是这么大半天，气力功夫岂是白来的？”

　　父亲说：“算了算了，就算是给我开张了。”

　　老人笑笑说：“要说开张，也是俺那大孙子开的张。”

　　这样说着，老人就又给父亲掏了一毛钱。

　　父亲犹豫一下，就接住了。

　　父亲走的时候，老人还把父亲送出了门外。

　　第一次开张，父亲就做成了两单生意。这两单生意，让父亲足足挣下了三毛钱！

　　三

　　父亲的手艺，是白庄的老剃头匠教给他的。

　　父亲原先并不是白庄的.村民。父亲以前是在省城里，算是城里人。在省会郑州，父亲耍的是另外一门手艺。这门手艺，父亲耍得比较随心，比较得意，比较熟练，也比较精湛。父亲耍的这门手艺，是在歌舞团里拉手风琴。父亲最喜欢拉的手风琴曲都是世界名曲。比如《手风琴波尔卡》，比如《西班牙斗牛士》，比如《马刀舞曲》。另外，父亲经常拉的还有前苏联歌曲，比如《小路》，比如《喀秋莎》，比如《山楂树》，比如《红莓花儿开》，比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歌曲，演唱时都是用手风琴伴奏，当然也都适合用手风琴来演奏。

　　父亲娴熟精巧的手艺吸引了一位女演员。不必赘述，也不必兜圈子，直接说吧，这位女演员后来就成了我的母亲。

　　母亲好像没有什么值钱的手艺，她只是歌舞团里的一名歌唱演员，女高音，唱美声。那时，有一部电影很好看，叫做《柳堡的故事》。里面的插曲也很好听，叫做《九九艳阳天》。歌词很美，很抒情。母亲很喜欢唱。不住地唱。出来进去都唱。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

　　东风呀吹得风车儿转哪

　　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

　　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地个唱呀

　　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

　　一天，父亲忽然就说：“这歌，以后不要随便唱了。”母亲说：“为什么呢？”父亲说：“别问为什么，反正不要再乱唱了。”母亲就说：“唱一下，又有什么要紧呢？”父亲说：“你不要不服气，出了问题，就麻烦了。”母亲却说：“唱一下歌，会出什么问题，又会有什么麻烦呢？”

　　事情终究还是坏在了这首歌上。后来，那部电影被批成了毒草，不让再演了，那首插曲，也不能再唱了，还因此牵连到了许多人。直到这时，母亲才后悔了。但是晚了，这时候，父亲和母亲，已经被下放到白庄来了。

　　在歌舞团的时候，父亲是手风琴演奏员，是“音乐人”，可是，父亲带着母亲下放到白庄以后，就变成白庄的村民了。在白庄，父亲和母亲，失去了音乐，失去了歌声，失去了艺术，失去了所有的优越和骄傲，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跟白庄所有的村人一样，只能靠挣工分吃饭了。

　　工分的概念，对我来说比较含糊，直到土地承包以后，工分已经被取消了，父亲才给我做了详细的解释。工分，名词，是一种计算报酬的计量单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时期，计算社员工作量和劳动报酬的基本单位。那时候，生产队社员参加生产劳动叫“上工”，工分就是生产队记录社员每天上工应得到的分数的简称。工分的价值叫做“工分值”，也称为“工价”，简单地说，就是干一天活值多少钱。那时候的工分值很低，高的几毛钱，低的只有几分钱。“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尽管工分值很低，但这工分，仍然凝聚着社员们勤劳的汗水，饱含着社员们辛酸的泪水。当时的家庭人口，少则四五口，多则七八口，甚至十来口，全是依靠挣来的这些工分养家糊口。到了年底，生产队还要根据工分和工分值进行年终“分红”，也就是分钱。分来的这些钱，是社员们一年的收入，也是社员们一年的花销，比如孩子上学，比如穿衣购物，比如油盐酱醋，一应开支都在这里面。

　　分红，其实也分不了几个钱的。比如我们家，父亲和母亲挣了一年的工分，年终分红的时候，只从生产队里分到了一块两毛钱。

　　那时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也是个人口大国，虽说是多劳多得，按劳分配，但是，在农村，分口粮时，首先是要按人口来分的，每人多少斤，都是一样的。每年口粮的百分之六十是按人口来分，其余百分之四十才按工分来分，这就是所谓的“人六劳四”分配制度。也就是说，在这一年里，不管你挣下的工分是多是少，首先要保证分够口粮，这是最基本的分配原则。先按人口分了口粮以后，再按工分第二次来分口粮，这次就有区别了，谁家挣的工分多，分的口粮就多，挣的工分少，分的口粮就少。按工分参与分配的，还有分红。分红也是按工分算的，工分多，分钱就多，工分少，分钱就少，更甚的是，如果谁家挣的工分过于少，不但分不到钱，反而还会倒欠生产队钱，这叫“缺粮户”。1972年，我们家从生产队里只分到了一块两毛钱，就是因为挣的工分太少。

　　我们家在生产队里之所以挣的工分少，是因为，下放到白庄的父亲不能算是一个“棒劳力”，根本不能当作一个男劳力来使唤，所以父亲就挣不到一个“棒劳力”的工分。在生产队里，男劳力算是“整劳力”，每天记十分，妇女是“弱劳力”，每天记八分。父亲干农活不行，队长也不勉强，就让他在妇女群里混，每天给他记的也是妇女的八分工分。母亲就更差劲儿了，连八分也挣不来，队长同样照顾她，给她按“半劳力”算，每天记了四分。这样，父亲和母亲，好赖算是参加劳动了，能够挣工分了，也就能够凭工分来分口粮了。如果弄得好，年终决算，还能够分到一点儿钱呢。

　　在白庄，我们家跟老剃头匠住邻居。

　　老剃头匠姓曹，是白庄的理发师，白庄的人们都称呼他“曹师”，而更多的时候，又都直接叫他老剃头匠。

　　老剃头匠待人很温暖，也很随和，像是贴在墙上的老灶爷。白庄的村口有一棵高大的柳树，很有些年头了，老剃头匠的剃头摊子就长年驻扎在这棵高大的柳树下。

　　在白庄人们的记忆里，一直都是老剃头匠给白庄的人们剃头。

　　在很长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白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包括老人和孩子，都让老剃头匠剃过头。女人不剃头，女人刮脸也不会找老剃头匠。况且，女人一般也不刮脸，女人大多是“绞脸”，就是用手搓着两股线绳来绞脸上的汗毛。但是，小女孩儿总得剃头吧，小女孩满月的时候得剃胎毛。剃过了胎毛，又长几个月了，小女孩的头发依然是软绵绵的，黄兮兮的，大人就又会将小女孩抱到那棵高大的柳树下，请老剃头匠再给剃一回。老剃头匠一边剃，一边就说：“这细软的头发，一见刀，就长得快了，长得黑了。”小女孩儿再长大一点儿，能扎小辫儿了，也就不再剃头了。老剃头匠的剃头刀在白庄所有人们的头上比画过，当然，剃掉的只是头发和胡须。

　　老剃头匠自己的头发和胡须，也是他自个儿剃的。

　　老剃头匠的年龄没有人说得准确，反正已经很老了，跟那棵老柳树的年龄不相上下，活得似乎快要成精了。

　　老剃头匠很健谈，总有说不完的话。虽然跟我们家是邻居，但父亲却是很少有机会跟老剃头匠说话的。或者是，父亲右派的帽子让他感到压抑，感到自卑，感到没有资格跟人说话，每次见了老剃头匠都是躲避着走过去。

　　父亲跟老剃头匠第一次说话，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

　　那天吃过午饭，还不到上工时间，父亲便走出了家门。在困顿慵懒的闷热的太阳下，父亲忽然就想起了十九世纪法国的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想起了他的梦幻一般的交响诗《牧神午后》。父亲在心里咏叹了一回，就走上了铺满尘土的村中道路。父亲其实是想在村中的道路上闲散地逛一下的，却无意间闲逛到了村口，闲逛到了那棵高大的柳树下，闲逛到了老剃头匠的剃头摊子前。在夏蝉嘶嘶的鸣叫声里，老剃头匠正在给人剃头，看那局势，是要剃出一颗光头的。父亲就不再闲逛了，而是停留在了那里，很是好奇地看着老剃头匠给人剃头。父亲看着老剃头匠正在剃着的那颗湿漉漉的头颅，忽然就被老剃头匠手里的剃头刀吸引住了。那把窄窄的细小的剃头刀，明亮亮的，泛着白光，似是手风琴白色的琴键。刀把黑黝黝的，似是手风琴黑色的琴键。白色的琴键像鸽子，黑色的琴键似燕子，鸽子和燕子，在那颗湿漉漉的头颅上方翩翩翻飞的时候，父亲的脑海里忽然就奏响了一支手风琴曲。这是一首世界名曲，是歌剧《茶花女》里的一首曲子，也就是那曲《塞尔维亚的理发师》。父亲就在心里默默地吟着谱子，手指在虚拟的琴键上灵巧地弹奏起来了。以前，父亲在歌舞团里也演奏过这支名曲。《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在父亲的指尖上虚拟地弹奏完的时候，老剃头匠也正好剃出一颗亮闪闪的光头来。

　　老剃头匠收了刀，看着父亲就笑了一下。父亲也慌忙准备了一脸的笑容迎接上去。

　　老剃头匠说：“剃头么？”

　　父亲说：“不，不剃头。”

　　尽管住了邻居，但这却是两个人第一次搭话。父亲有心理障碍，而老剃头匠也揣摩摸不透父亲的心，所以也不便多言，或许是由于没有恰当的机会吧。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夏日的午后，太阳懒洋洋的，人们也懒洋洋的，比较困顿，也比较疲乏，老剃头匠的活儿，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根本没有什么章法。剃过那颗光头以后，老剃头匠就无事可做了，就闲下工夫了。有了第一次的对话，就算是破冰解冻了，父亲索性就在老剃头匠的摊子前，说起了话，聊起了天，谈一些乡里的农事，也谈一些城里的趣闻。似乎是无意之间，父亲就告诉老剃头匠，以前，自己在省城的歌舞团里，是拉手风琴的。

　　老剃头匠就惊叹了一声，说：“真的么？以前，你真的是弹琴的么？”

　　父亲笑一笑，说：“是真的。”

　　老剃头匠就瞄了瞄父亲的手指，说：“可能也是真的吧，你看你看，你的手指，多白，多细，多长，根本不是握锄把的手啊。”

　　父亲说：“不过现在，也成了握锄把的手了。”

　　老剃头匠说：“那也是不一样的。”

　　老剃头匠又说：“在城里弹琴，也一定是弹得很高级。”

　　老剃头匠又说：“肯定称得起琴师了。”

　　在歌舞团里，是不称“琴师”的，而是称“手风琴演奏家”。父亲就笑一下，很是谦虚地说：“琴师，不敢当的，也只是会这门手艺而已。”

　　老剃头匠又瞄了瞄父亲的手指，说：“这手，不弹琴，可惜了。”

　　父亲就又笑一下，说：“哪里还有琴可弹呢？”

　　老剃头匠说：“可惜了这一双好手。”

　　老剃头匠又说：“这样的手，只配干两件事儿，弹琴，或者是，剃头。”

　　父亲也瞄了瞄老剃头匠的手指，见他的手指有一些黑红，却同样是很细，很长，便说：“我这手，剃头，能行吗？”

　　老剃头匠说：“你这手，剃头肯定行，可话又说回来了，剃头和弹琴，咋能是一回事儿呢？”

　　父亲停一下，却说：“手艺，都有相通的地方。”

　　父亲又说：“我跟你学剃头吧。”

　　父亲又说：“正像你说的，我这双手，不能弹琴了，那么，就跟你学剃头吧。”父亲又说：“不能当琴师了，当个剃头匠也不错。”

　　父亲又说：“剃头跟弹琴，都是一门好手艺啊。”

　　父亲，这个从容内敛的手风琴演奏员，说过这话以后，无声的眼泪就在心尖上滴落下来，父亲的内心，充斥着失落和无奈，充斥着伤痛与悲哀！

　　老剃头匠思索了一阵，又思索一阵，可他却思索不出来，这两样手艺到底会有什么相通的地方。

　　老剃头匠摇了摇头，说：“这两件事儿，咋会有相通的地方呢？”

　　父亲想了想，就说：“艺术，是相通的。”

　　老剃头匠照样思索不出来什么是艺术，所以，他就又轻轻摇了摇头。

　　父亲说：“剃头，是一门手艺，也是一门艺术。”

　　老剃头匠说：“只能算个手艺活儿。”

　　父亲又说：“那么，您就收我做个徒弟吧。”

　　老剃头匠说：“收徒弟，可是不敢。”

　　父亲又说：“我就跟定你学剃头了。”

　　老剃头匠就犹豫了很长时间。他见父亲态度很是坚决，且又诚恳，便缓缓地说：“要是真想学，就来吧。”

　　父亲说：“谢谢师傅。”

　　老剃头匠却说：“可是不敢称师傅，我只是传一些手艺给你。”

　　老剃头匠说了这话，就算是答应父亲了。

　　一开始，老剃头匠并没有直接传授给父亲剃头的技法，而是先跟父亲讲述了一些剃头的规矩和趣事。

　　老剃头匠告诉父亲，剃头业的祖师爷，是罗祖。剃头业本属于整容行，这个行业的匠人除了熟练梳头、打辫子、染发、刮脸、掏耳朵的技术外，还要有推拿、正骨、按摩、医术等专长。老剃头匠说：“一个合格的剃头匠，一般都要掌握十六种招数，那就是，梳，编，剃，刮，捏，拿，捶，按，掏，剪，剔，染，接，活，舒，补。”老剃头匠除了能够掌握这十六种招数外，还会治落枕，也算是一门手艺，一项绝活。白庄的人们都有印象，有谁不小心睡落枕了，脖子扭不敢扭，歪不敢歪，痛得龇牙咧嘴，哭爹喊娘，吃药打针都不行，贴膏药也不灵，就找到老剃头匠的剃头摊子跟前来了。老剃头匠让人坐了，“咯”地一扳，又“啪”地一拍，就好了，就不疼了，再看，脖子活动自如，啥事儿都没有了。老剃头匠又告诉父亲，清朝以前，汉人不分男女都是要蓄发的。汉人自古以孝为立身之本，尊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之古训，认为剃发是对父母最大的不敬和不孝。头发，对于汉人，是多么的重要，甚至超过了宝贵的生命。真的是这样，古时不是就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说法吗？到了清朝，满清政府以满族的发式为标准，下令强制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治重罪，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为了使剃头令能够顺畅地实施开去，清政府便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剃头棚，派遣剃头匠人，凡见留发之人便强制为其剃发，若遇抵抗者，剃头匠人便有权当即杀头，将头颅悬挂在“刁斗旗杆”上示众。剃头棚旁边高高树立着一支刁斗旗杆，上面悬挂着皇上发布的强制剃发的圣旨。在剃头匠人的眼里，那道圣谕象征着特权与威严，那是满清政府强制汉人剃发留辫的法令标志。

　　老剃头匠又告诉父亲，剃头棚旁边高高树立着的那支刁斗旗杆，后来演化成了自圆笼一侧向上延伸的旗杆，那道强令剃发的“圣谕”，慢慢演化成了挂在旗杆上的那条带子状的毕刀布了。

　　老剃头匠说：“当初，剃头匠也是奉旨的官差哩。”

　　在白庄，理发不叫理发，叫剃头，理发师也不叫理发师，叫剃头匠。把理发师叫做剃头匠，可见剃头的功夫全在那把剃头刀上了。

　　老剃头匠传授的剃头手艺，也是从刀上功夫开始的。

　　老剃头匠在传授父亲剃头手艺之前，先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徒弟跟着师傅学剃头，师傅并没有让他在人们头上练习，而是叫他先在一个滚圆的冬瓜上练刀，一直练到可以轻轻刮掉冬瓜身上的白醭儿而又不伤瓜皮时，才允许他在人们头上动刀。徒弟很老实，也很听话，就抱着个胖墩墩的大冬瓜在一旁认真地刮着，耐心地练着。吃饭时候，师傅喊一声：“吃饭了。”徒弟一边答应“中”，一边随手就将刀子朝冬瓜上一戳，洗手吃饭去了。回回都是这样。后来，徒弟的手艺练成了，开始玩儿真的了，干到吃饭时候，师傅喊一声：“吃饭了。”徒弟答应一声“中”，就又将刀子戳了下去。

　　这本是个笑话儿，可是父亲觉得，老剃头匠一定还有下文。果然，老剃头匠交代说：“活儿干完了，要先收刀。”

　　父亲轻轻点了点头，表示记住了。

　　在下放的岁月里，在无聊的日子里，一个手风琴演奏员竟对剃头这门手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习起来就会感到非常顺手，非常容易。

　　父亲第一次捏刀，老剃头匠就说：“好，好好，拿刀很规矩。”老剃头匠又说：“不像有些人，拿刀，杀猪劈柴一般。”父亲在一只冬瓜上又一运刀，老剃头匠就说：“好，好好，走刀很灵巧。”老剃头匠又说：“不像有些人，走刀，割草锄地一样。”父亲就含蓄地笑了一下。老剃头匠瞄着父亲的手指说：“好，好好，真不愧是弹琴的手。”老剃头匠又瞄着父亲的手指说：“这手，能弹好琴，也一定能剃好头。”父亲就又含蓄地笑了一下。老剃头匠说：“照你这样，很快就能出师了。”老剃头匠又说：“不像有些人，再练三年也出不了师。”

　　老剃头匠还有一个徒弟，听了老剃头匠的话，就有些多心了，他认为，这话儿，是针对他的，心里就有了芥蒂。

　　然而，父亲用这双弹琴的灵巧的手，不知刮烂了多少个冬瓜，反正是，那一年，我们家从生产队里分的冬瓜，一个也没有吃，全让父亲刮烂了，也包括老剃头匠分的几个。

　　老剃头匠始终不让父亲在人们头上动刀，不让父亲在人们头上练手，而父亲却也并不着急。父亲知道，自己还需要长久的练习，长久的期待，老剃头匠不肯让自己在人们头上动刀练手，这就说明，自己的手艺还没有到家，还没有出师，还没有修炼得十分精湛。火候不到，急也没用。父亲真的没有着急，没有浮躁，心平气静的父亲一如既往地在冬瓜上面修炼着这门剃头手艺。

　　父亲刮冬瓜的时候，也就是在练习剃头这门手艺的时候，姿态很是优美，手法很是明快，极有韵律，也极富节奏。这些，与父亲以前掌握的另一门手艺，也就是演奏手风琴，存在着密切关联。父亲在剃头的手艺里揉进了手风琴的弹奏手法，父亲将剃头演绎得似舞似蹈，如诗如歌，走刀也是那样的流畅，那样的艺术，那样的唯美。这两门手艺，在父亲手里，达到了和谐与统一。

　　白天，父亲除了上工，就在那棵高大的柳树下，在老剃头匠的调教下，练习剃头手艺。夜里，父亲在亮汪汪的如水的月亮地儿里，还要再练习一阵儿。月光下的白庄，是父亲的伤心地，自从来到白庄，父亲就再也不能弹奏手风琴了。然而，父亲在练习剃头手艺的时候，他心里的风琴曲就会像微风一样在月光里流动。父亲的情感，总是蕴含在内心深处，这情感，父亲总是喜欢用音符表达出来，而不是用语言来说明。父亲心里流动的风琴曲就是他的心声。这些风琴曲都是名曲，可是父亲，没有手风琴了，父亲手里捏着的只是一把剃头刀。父亲并没有感到奇怪，没有感到讽刺，也没有感到不可思议，眼前的这把剃头刀就是父亲的追求，就是父亲追求的手艺，就是父亲追求的艺术！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躺在床上，还要把白天练习的手法再细细地思索一遍，再细细地琢磨一回。

　　父亲说：“勤想，勤琢磨，也会提高。”

　　父亲又说：“不是也有人下盲棋么？自己不也是总在虚拟的琴键上弹奏手风琴么？想一想怎么捏刀，想一想怎么走刀，熟记于心了，真正操作的时候，就会游刃有余，就会轻车熟路了。”

　　父亲又说：“直到练得闭上眼睛也能把心里的冬瓜上的白醭儿刮干净的时候，就能给人剃头了。”

　　父亲又说：“艺术，必定是有相通之处的。”

　　老剃头匠终于思索透彻了父亲的这句话。他终于明白了，手艺跟艺术，也是有相通之处的。老剃头匠一想通这个道理，他的心，也就跟父亲的心相通了。

　　后来有一天，老剃头匠忽然就对父亲说：“我的头发长了，你来给我剃剃吧。”

　　父亲迟疑一下，说：“我的手艺，行吗？”

　　老剃头匠说：“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

　　父亲说：“怎么可以在您头上试呢？”

　　老剃头匠说：“就先在我头上动刀吧。”

　　老剃头匠又说：“既然是我的徒弟，就得先在我的头上动刀。”

　　父亲又迟疑一下，就说：“那，我先给你洗洗头吧。”

　　老剃头匠说：“先把刀子磨磨。”

　　父亲找出磨刀石，吹去上面的灰尘，将刀子蘸了水，就慢慢磨起来了。父亲磨得很细致，很小心，刀子拿得很轻，很稳，刀刃也只是在磨刀石上轻轻地抹过去。磨刀石质地很柔，很软，那石面，比剃过的头皮还要光洁，比刮过的脸面还要柔滑。这样的磨刀石只适合磨这样小巧的刀子，磨这细细小小的剃头刀。若是磨大一些的刀，比如磨那些杀猪的刀，宰羊的刀，或是屠牛的刀，得用稍微粗些的磨刀石。若是磨劈柴的大砍刀，就得用更加粗糙些的磨刀石了。父亲觉得，老剃头匠的磨刀石，正适合磨手中这把小巧的剃头刀。

　　父亲在磨着剃头刀的时候，老剃头匠在一旁不住地说着闲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教父亲。老剃头匠说：“剃头，关键就是个剃，剃头匠的手艺也全在这一把刀上。剃头，刮胡，或是净面，刀子一定要磨得飞快，不快，就刮不干净。”老剃头匠又说：“有一回，我游乡剃头，刀子磨得不够快，给人剃了头，刮了胡，净了面，人家给过钱以后，伸出巴掌在腮帮子上摸了一下，觉得扎手，一声不吭，就又掏出五分钱，塞到我手里。我说弄啥弄啥？人家才说是没有刮净，叫我再给他刮五分钱的。噫呀，这叫啥话？啥叫再刮五分钱的？当时连剃头带刮脸一共才一毛钱，这是在羞臊我哩！我脸上就挂不住了，赶紧磨了刀子，又给人家仔细刮了一遍。”老剃头匠又说：“唉，咱是手艺人，干的就是伺候人的活儿，不管人家说啥，咱都不能恼。”老剃头匠又说：“自从我学会了这门手艺，一辈子剃头无数，就连自个儿的这颗头都是自个儿剃的。”老剃头匠又说：“唉，如今，老了，胳膊，抬不起来了，就是能抬起来，也抬不到合适的高度了。唉，自个儿给自个儿剃不成了。”

　　父亲说：“您老人家，恐怕有八十岁了吧。”

　　老剃头匠想了想，点点头说：“八十四了，正活在节骨眼儿上。”

　　老剃头匠又感叹一声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父亲又说：“您老人家，身体多好啊，”

　　老剃头匠说：“阎王爷怕是要请我了。”

　　老剃头匠停顿一下，忽然说出了一句很感叹的话来。

　　老剃头匠说：“人生苦短，活着，多好啊！”

　　这时，刀子磨好了，父亲说：“我给您剃头吧。”

　　老剃头匠“嗯”了一声，就坐在了那棵高大的柳树下的那把罗圈椅子上。

　　父亲给老剃头匠洗了头发，拿毛巾擦干。父亲把剃头刀捏在手里的时候，忽然就感觉到了一些紧张。父亲深深吸了一口气，左手轻轻扶在老人头顶，右手优雅地一抖，“嚓”地就刮了一刀。随着那“嚓”的一声脆响，一缕白发就散散地飘落在了父亲的脚下。

　　老剃头匠发丝银白，白得直逼人眼。父亲剃着时，忽而就想，这长长的如雪的发丝，要咀嚼多少岁月的风霜，才能与这耀眼的银白相匹配！

　　走了几刀之后，父亲的心就放松下来了，剃头刀也捏得沉稳老练了，运行得也纯熟自然了。剃头刀经过那些毛发时，发出“吃吃”的声音，父亲听了，就有一种音乐的快感。这种快感，是以往刮冬瓜时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老剃头匠曾经对父亲说过，剃头时，掌握刀锋是非常关键的。刀锋直了，刀刃就会吃进皮肉里，刀锋偏了，刀刃又会在头上打滑，剃不掉毛发。刀锋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得贴着头皮，像一阵轻风似的“唰唰”划过去，只剃掉毛发而不伤及皮肉。这就得有一个合适的度，而这个度却又很难把握。这个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角度，而是手的感觉，更是心的感悟。还有，头颅的形状不一样，头发的干湿程度不一样，那么，入刀的角度也就不一样。同样是一刀剃出去，在走刀的过程中，也要随着头形的变换及时调整这个度。这个度，稍有偏差，刀子要么就打滑，要么就中断，要么就吃入了头皮。刀子若是吃入头皮了，哪怕只是划破一丁点儿的皮，也就不能收钱了。不但不能收钱，还得给人家赔不是哩。但是，大多时候，顾客都是善良的，偶尔真的给人家剃出口子了，人家倒也不怪，笑着拿烟灰摁住伤口，或是烧一撮棉花灰按在伤口上，便止住血了。不过，作为剃头匠，失过一次手，总是要惭愧许多时日的。

　　父亲一开始练刀，刀锋就拿捏得很好，这个度也把握得很好。这个度，仿佛在父亲心里放置着，剃头的时候就放置在了头顶上，让父亲遵照着，把握着。这个度，不仅是在刮头发的时候把握得很好，甚至在刮耳背、耳朵眼、鼻凹、喉结、眼皮这些地方时，都能极好地掌握刀锋，都能极好地把握这个度。

　　老剃头匠虽然上了年纪，耳朵却是很好使的。老剃头匠听到了每一根头发齐根斩断的声音，脆而清晰，挨着头皮，似是刮过了一阵小凉风儿。以往，老剃头匠给别人剃头的时候，听不到这种声音，给自个儿剃头的时候，也听不到这种声音。现在，轮到别人给自己剃头了，忽然就清晰地听到了。“蹭蹭蹭”，“嚓嚓嚓”，这声音竟是如此美妙，如此令人沉醉。许多年来，应该是第一次让别人给自己剃头了，老剃头匠觉得很是幸福，很是享受，有一种被晚辈孝敬的感觉。头发剃完了，父亲又细致地为老剃头匠刮了胡须，净了脸面。最后，剃好了，父亲小心而规矩地收了刀，恭恭敬敬地站在老剃头匠跟前，似乎是意犹未尽，也似乎是在等待着老剃头匠的评判。老剃头匠却依然瞑目坐着，魂魄似是荡然飘去了。

　　老剃头匠的这把剃头刀，究竟使用了多少年，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将近一寸宽的刀片，剃得只剩下韭菜叶那么宽了，但却依然锋利无比。父亲就是用这把细细窄窄的韭叶刀，为老剃头匠剃了一个雪亮的光头。

　　忽然，老剃头匠拿巴掌摸了摸头顶，说：“美，杀痒！”

　　父亲刚要说话，老剃头匠又说：“美，舒服！”

　　父亲小心地说：“师傅，您看，我的手艺？”

　　老剃头匠用巴掌拍了拍新剃的光头，又摸了摸溜光的两腮，说：“哈哈，出师了！”

　　老剃头匠说过这话，忽地就觉得，以后，或许自己不能再给白庄的人们剃头了，也不能给自个儿剃头了，这把使用了不知多少年的剃头刀，在自己手里还有什么用处呢？那么，谁来继承自己的衣钵呢？

　　老剃头匠另外还有一个徒弟，可是老剃头匠却总是嫌这个徒弟粗笨，嫌这个徒弟手艺不精，干活粗糙。父亲虽也向老剃头匠称过“师傅”，但却没有给老剃头匠磕过头，也没有举行过拜师仪式，还不能算是正式徒弟。然而，老剃头匠却对父亲说：“不管磕没磕过头，我都认你这个徒弟。”老剃头匠又说：“这把刀，就传给你了，我不能，把这一把好刀，带进棺材里去。”

　　老剃头匠的那把细细窄窄的剃头刀，连同一把推子，还有一把梳子，没有传给那个粗笨的徒弟，而是传给了手艺精湛的父亲。

　　老剃头匠传给父亲的这三件工具，一把梳子，一把推子，一把剃头刀，是剃头行业最基本的三件工具。父亲很珍视这三件工具，让母亲做了一个精巧的帆布袋子，把这三件工具装进去，放在那张老式桌斗里，很少拿出来。

　　得到了工具，也学会了手艺，但却不能施展，老剃头匠就很为父亲感到惋惜。父亲却不以为然，笑笑说：“我弹琴的手艺不是也不能干了么？”

　　父亲学会了剃头这门手艺，但却从没有给白庄的人们剃过头。父亲是下放到白庄来的右派，父亲得照常上工，照常劳动，照常挣工分。在那棵高大的柳树下，接替老剃头匠为白庄人们剃头的，是老剃头匠的那个粗笨的徒弟。

　　那个粗笨的徒弟很是得意地说：“球哇，手艺怪好，不还得下地干活？”

　　而父亲却认为，人家，三代贫农，理应干这个轻巧活儿。

　　四

　　父亲将那三毛钱挣到手后，忽而就对自己的生意满怀信心了。就在那处家属院里，父亲又陆续接到了几宗生意。这几宗生意，基本上都是那个老人介绍的。

　　父亲走出老人家门后，没有几步，老人就慌慌张张地撵了出来。老人一边说着“慢点儿慢点儿”，一边就撵到了父亲跟前。

　　父亲说：“老人家，您这是怎么回事呢？”

　　老人说：“哎呀你走了我才想起来，是这，我再给你喊几个生意。”

　　老人又说：“我看你这个人真是不赖。”

　　忽而，父亲的心里就升腾起一股融融的暖意。

　　老人介绍的都是他住在附近的亲戚朋友，老人喊一个，父亲就剃一个，剃一个，就收一毛钱。这样，父亲的手艺，就在那处家属院里传播开了。

　　那天的活儿，有老人喊来的，也有见识了父亲的手艺后自己主动要剃的，一时，还迎来了一个小高潮。

　　就这样，父亲一直干到了傍晚。

　　夜色暗淡下来的时候，父亲出现在了昆阳县城东边通顺街上的车马店里。

　　车马店其实就是档次最低的旅店，多设在城外边的大路旁，招揽着南来北往的客人。车马店里，可以住人，也可以拴拉脚的牲口。人，可以在里面吃饭，牲口，也可以在里面喂草料。住在店里的客人，如果没有粮票，不能到街上的饭店买饭吃了，也可以在车马店里自己做。

　　车马店本身就是个大杂院，店里的客人也杂，睡的又是大通铺，很不安全，也不卫生。又脏又破且又简陋的车马店里，到处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春天有瘟鸡死猫的气味，夏天有污水沤粪的气味，秋天有烂菜叶子和腌制咸菜的气味，还有鱼虾腐烂后的血腥味，即便是冬天，院子里也会呈现出一种溃败的气味，弥散着一种死亡的气息。

　　然而，车马店自有车马店的优势，简易方便，经济快捷，贪图便宜的客人一般都会比较明智地选择这里。

　　昆阳县城的车马店基本上都设在城东的通顺街，城西的西口子，城南的菜市场，还有城北的骡马桥。虽然是在县城边上，但是，农村的色彩也极其浓厚。住进车马店里的多是那些赶着骡马大车交公粮的农民，还有拉运货物的车把式，他们当天赶不回去了，就住进路边的车马店里。骡马进店先要登记，最起码得有生产大队的介绍信。登记过后，劳累了一天的车把式灰头土脸地把大车赶进车位，拿出车辕下自备的三角木架，支好车辕，拉紧车闸，把贵重的行囊卸下以后，再解开鞍辔，放开牲口。牲口一经解脱，便会在宽敞的土地上打几个滚，撒几个欢，也会尥几个蹶子，还会“咴咴”地嘶叫几声。一时间，尘土四起，马嘶驴叫，在院子里制造出一番热闹的景象。车马店里搭有错落的牲口棚，棚下支着喂牲口的草料槽，槽边栽着拴牲口的木桩子。车把式将牲口牵到棚下，饮了清水，加了草料，才轮到自己吃饭。车把式一般都是自带干粮，借店里的炉火热一热，凑合着吃了。条件好的就奢侈一些，破费吃个炒豆腐，或是炒豆芽，再喝二两散装的白酒，之后，倒头睡去，随之响起的是震耳的呼噜声。

　　长住在车马店里的多是些来城里谋生的生意人，或是手工匠人，有磨豆腐的，卖香油的，卖大蒜的，有磨剪子的，戗菜刀的，弹棉花的，吹糖人的，爆米花的，有修伞的，修鞋的，编席的，还有泥瓦匠，木匠，油漆匠。临近年关，车马店里已经没有车马牲口了，只剩下这些手艺人还没有走，他们一般都要坚持到“年根”才回家去。

　　父亲住进的是县城东边通顺街上的“便民车马店”。父亲是不敢奢望住进旅店的。父亲选择了收费便宜的车马店。天色暗淡下来了，父亲在旁人的指点下，一路打听着走进了“便民车马店”。

　　夜幕已经严严实实地合上了，车马店的院子里亮着一盏电灯，灯泡的瓦数很小，灯光黄黄的，昏暗浑浊，如一片搅碎的蛋黄，照得院子里朦胧一片。浑黄的灯影摇曳着，父亲看院子里的一切也都是朦胧一片。父亲的身影映照在昏暗浑浊的灯影里，在院子里慢慢移动，移动向夜的深处。雪后的天气异常寒冷，院子里天寒地冻，父亲觉得，一切寒气都无法抵御了。然而，父亲推开客房的那扇木门时，却没有马上走进去，而是站在门口，友好地看着房间里的人们。虽然不认识，父亲却感到非常亲切。混杂在这些生意人和手工匠人中间，父亲也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走街串巷的手艺人，看做是一个剃头匠。父亲站在门口，忽地，心里又升腾起一股融融的暖意。

　　车马店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忠厚的中原老汉，住店的客人都亲热地称呼他“掌柜的”。掌柜的看到父亲站在门口，朝房内观望，就在父亲身后催促说：“赶紧进去吧，就这么点儿热气儿，都跑光了。”

　　父亲这才赶紧迈进房去，回身关上了房门，就把腊月的寒气关在了门外。

　　院子里，掌柜的站在昏暗浑浊的灯影里，朝着房内说：“睡觉吧，明天走时结账。”

　　父亲答应一声：“好的好的。”

　　答过话后，父亲找到位置，就和衣躺下了。

　　和衣而卧的父亲，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哎呀，腊月二十四过完了，明天，就是二十五了，那么明天，能剃几个头，又能挣多少钱呢？这样想着，又困又乏的父亲，就在那盘大通铺上，在一股股浑厚的脚臭气里，在此起彼伏的磨牙咳嗽放屁说梦话打呼噜的声音里，渐渐入睡了。

　　许多年来，我一直没敢问父亲，那天的晚饭，不知到底吃了没吃。

　　第二天早晨，父亲醒得很早，但却没有起来。这么早，是不会有人剃头的，即便是起来了，也不会有生意。父亲就在那不太温暖的被窝里眯着，直到微弱的太阳光照进了窗格子，父亲才起来了。

　　父亲去结账的时候，掌柜的却问：“今儿个夜里还住不住？”父亲一时还没有拿定主意，疑惑地看着掌柜的，说：“住不住呢？晚上再说吧，先把昨天的钱交了。”父亲一边掏钱，一边又问：“一晚上，多少钱？”掌柜的说：“两毛钱。”父亲就想：“哎哟，得剃两个头呢。”这时，掌柜的又说：“是这样，要是今儿个夜里还住在我这儿，就收你一毛五分钱，要是只住这一夜，就收两毛。”父亲沉思了一下，似是在思索着什么问题。忽然，父亲就说：“如果天天都住在你这儿，怎么算呢？”掌柜的也学着父亲的样子沉思了一下，然后就说：“要是天天夜里都住我这儿，每次只收一毛钱。”父亲又试试探探地说：“那么，这次呢？”掌柜的大度地一笑，说：“呵呵，都按这个价了。”父亲听了，就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一毛钱来。父亲将那一毛钱捏在手里，刚要交给掌柜的，却又有点儿舍不得了。就在犹豫的一瞬间，父亲忽然又朝掌柜的头顶上望了一眼，这一望，就望见了掌柜的那花白的头发。那满头的华发，有些长了，该剃了。父亲的心里忽然就有了一个鬼主意，他忽而就不想把那一毛钱交给掌柜的了。

　　父亲就说：“掌柜的，我给您，剃个头吧。”

　　车马店里，平时住的都是四乡八里的客人，阅人无数的车马店老掌柜，一听这话，就完全领会父亲的真实意思了。

　　掌柜的又是大度地一笑，说：“呵呵，手艺人哪。”

　　掌柜的又说：“中，反正也该过年了，那就剃个光头吧。”

　　父亲忙说：“好的好的。”

　　父亲说着，将那一毛钱重又装回口袋里了。

　　车马店里，很是凌乱，也很寒冷。掌柜的烧好热水，搬来凳子，父亲就在这凌乱且又寒冷的院子里，拉开了场子。

　　以前的光头底子一目了然，所以父亲就不须再向掌柜的询问，直接就下刀了。一刀刮出去，父亲就觉得这一单生意比较划算，这个头一剃，昨晚的住宿费就解决了。或者说是，头还没剃，那一毛钱已经收回来了。

　　剃着时，有人自摊子前路过，就说：“掌柜的剃头啊？”

　　掌柜的说：“剃头。”

　　就又问：“剃头，多少钱？”

　　掌柜的说：“哦，一毛。”

　　说话的是住在车马店里的手艺人。他们要出去卖手艺了，他们要在年前这几天的时间里，赶紧再揽几宗生意，到了“年根”，他们就该回去过年了。

　　趁着父亲毕刀的空闲，掌柜的扭头就对那些手艺人说：“咋弄？也剃了？”

　　手艺人说：“噫，得一毛钱哪！”

　　又说：“哎哟这么贵。”

　　掌柜的说：“剃了吧，方正过年都是要剃头的。”

　　手艺人就说：“等回去再剃吧，俺村里也有剃头的，记工分，不要钱的。”

　　又说：“等回去了，让俺爹剃，也是不花钱的。”

　　父亲叹一声，就想：“手艺人挣不了手艺人的钱啊！”

　　父亲这样想着，就把掌柜的那一颗光头剃出来了。父亲看着那颗光头，忽然就给掌柜的开了句玩笑。父亲说：“掌柜的这头，比院子里的灯泡还要亮。”

　　掌柜的就笑了：“呵呵。”

　　掌柜的说：“你是嫌我院子里的灯泡小啊，今儿个就换大的。”

　　父亲就笑了。

　　父亲说：“该过年了，是该换个大灯泡了，最好在大门口挂上两个喜庆的大红灯笼，让我感受到灿烂和光明。”

　　然而这句话，父亲并没有说出口。父亲认为，说了，掌柜的也不一定听得明白。

　　五

　　有钱没钱，剃头过年。年前，大人小孩儿都要剃个头，洗个澡，去掉旧年的晦气，希望来年转个好运，过上好日子。所以，过年剃头，就成了“盼头”。尽管已经是腊月二十九的下午了，但是，父亲的摊子前，剃头的人仍然络绎不绝。

　　就在这么几天时间里，父亲觉得，主顾们却是越来越挑剔了。不是挑剔父亲的手艺，而是挑剔自己的发型。父亲手上忙活着，却还要为了一个发型跟主顾们进行商议，进行讨论，进行争执。

　　那时候的发型，其实是很简单的，儿童一般是推个茶壶盖，留个小辫子，也有的梳个朝天锥，还有的剃个一撮毛儿。另外还有锅圈儿，马盖子，三星，四喜，天齐庙，蜡头儿，坠根儿，不顶灯，形式比较多，也比较乱，名称很不正规，但都隐含着老辈人对小辈人的喜爱和祝福。少年的发型比较单一，推平头的较多。青年人就开始讲究了，有的推个平头，有的理个分头，也有那些烧包的就留个背头。老年人，基本上都是光头。女人的发型简洁明了，小时候扎个小鬏鬏，大了，就绑两把刷，再大点儿，就梳一条或是两条大辫子，结婚后，一般是齐耳短发，也叫剪发头。不过，父亲并没有接待过女顾客。

　　挑剔发型的并不是年轻人，而是四五十岁的壮年人。每次理发，那些四五十岁的男人们都要讲究一番，挑剔一番，都要为发型费一番脑筋的。

　　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正处于发型的转化时期。原先，他们留的是平头，是分头，或是背头，那是他们的青春好年华。现在，他们上了年纪，心里就有了沧桑之感，发型也开始由平头分头和背头向光头过度了。一旦过渡到光头，就成了人生下滑、命运改变的最后的挣扎，也就预示着青春一去不复返了。以前，他们讲究发型的时候，是要到理发店里去理的。理发店也很多，附近街道上就有好几家，比如“东方红理发店”，比如“卫东理发店”，比如“胜利理发店”，比如“国营理发店”。现在，他们只是剃个光头，也就不必再去理发店里排队费时了。他们也跟家属院里的其他人一样，在父亲的剃头摊子上将就剃了，既省事又便宜。有那些稍稍讲究的人，看了父亲的手艺后，也不免会说：“手艺不错，就在这儿剃了吧。”

　　对于发型，最讲究，最挑剔，最有研究的不是别人，而是父亲。什么样的人应留什么发型，或者，什么身份的人适合什么发型，或者，穿什么式样的衣服搭配什么发型，父亲心里都有数。这些，一方面来自于老剃头匠的调教，更重要的是来自于父亲的悟性。同样是一种发型，父亲理出来，就更好看，更精明，更神气，就连光头，父亲刮得也更加光滑，更加明亮。

　　父亲凭借着过硬的手艺，让他在家属院里站住了脚。

　　那天是个晴天，父亲的剃头摊子扎在了一处家属院里的居民楼下。父亲手艺不错，要价又便宜，无论光头、平头、分头、背头，明码标价，一律一毛。所以，一开摊，剃头的人们就围住了摊子。父亲不敢怠慢，紧锣密鼓，从早上一直剃到中午，竟连午饭也顾不上吃了。

　　过了中午，顾客渐渐稀少，父亲也感觉到饿了，便想：“剃完这几个，就去吃饭。”这样想着，父亲忽而看见，圈子外头，有一个年轻小伙儿一直在那儿徘徊着，又不排队，又不离开，像是要理发，又像是在等待。父亲就想，这个小伙儿，可能是对发型有特别的讲究，要等到没人的时候才过来理吧。

　　最后，都剃完了，父亲才朝那小伙儿说：“坐过来吧，我好好给你设计个发型。”

　　小伙儿看着父亲，却慢声说：“我，不理。”

　　父亲说：“不理？看你在那儿转来转去的。”

　　小伙儿说：“我，想请师傅，给俺爹剃个头。”

　　父亲说：“好的好的，那就请老人家过来吧。”

　　小伙儿说：“俺爹在家，来不了，想请师傅，去家里，给俺爹剃。”

　　父亲又说：“好的好的。”

　　小伙儿又说：“俺家不在这儿，俺家住在家属院后头的胡同里，师傅去不去？”

　　父亲说：“可以去一趟的。”

　　小伙儿就说：“谢谢师傅。”

　　父亲说：“不谢不谢，上门服务也是应该的嘛。”

　　父亲说着，就收拾了工具，跟着小伙儿去了。

　　阳光很饱满，普照在天空里，普照在家属院里，也普照在父亲行走的街巷里。阳光铺设在路面上，铺设在墙壁上，橙色的光晕轻轻晃动，晃出了一圈一圈的光斑，晃出了一个一个的碎片，父亲的身影，就在这光斑和碎片里行走着，飘移着。就要走到小伙儿家门口时，一旁的巷道里忽然传来一声悠长的吆喝：“磨剪子嘞——戗菜刀。”这苍老的声音，像古老的炊烟，飘扬在头顶灿烂的阳光里。

　　父亲就是在这一声悠长的吆喝声里走进了小伙儿的家门。一进门，小伙儿忽然就朝父亲跪下了。接着，小伙儿不由分说地又给父亲磕了个响头。

　　父亲一时就愣住了。

　　小伙儿跪在地上说：“师傅你别怪俺，俺也是没办法啊！”

　　父亲忙说：“起来起来，怎么回事儿呢？”

　　小伙儿哭着就说：“俺不该骗你，可俺要是明说，又怕你不来！”

　　父亲又说：“起来起来，究竟怎么回事儿呢？”

　　小伙儿说：“今天是腊月二十九，俺爹刚刚咽气儿了，家里人商量，年前不埋了，在家放一七，等到初五再埋。”

　　小伙儿又说：“俺爹咽气儿前没顾上剃头。”

　　父亲说：“哦，明白了，你是让我给你爹剃头，对吧？”

　　小伙儿就又哭着说：“师傅你救救俺爹吧。”

　　父亲心里似是忽然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父亲明白，救人，并不单单是指拯救人的鲜活的生命，也可以是指拯救人的朴素的灵魂，还可以是指专门为他干一件重要的事情。

　　父亲沉吟一声，就说：“你爹在哪儿？”

　　小伙儿就把父亲引进了一个房间里。

　　房间的窗户朝南开着，没有窗帘的遮掩，斜射进来的阳光，使屋子里飞散的灰尘纤毫毕露。

　　父亲看见，死者盖着花被子，直直地躺在床上，头发和胡子有一些花白，乱蓬蓬的，也许是病得太久，显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收拾过了。

　　这一段时间，父亲看人，总是先看头发和胡子。小伙儿说：“俺爹卧床很长时间了，头上像是长了荒草。”

　　小伙儿又哽咽着说：“俺爹肯定难受。”

　　小伙儿又说：“俺爹肯定是等着师傅哩。”

　　父亲在死者床前默默地站立了很长时间，像是在默哀，又像是在悼念，抑或是在祷告。然后，父亲又沉吟一声，说：“老人家，我现在给你剃头来了。”

　　父亲这样说，像是早就跟死者约好似的。

　　父亲先让小伙儿倒了一盆热水，然后就给“主顾”洗脸清头。父亲动手之前，先是向上捋了捋袖子，又搓了搓手。其实，父亲做这些动作真的没有什么必要，跟他接下来要干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可是，父亲做了这些动作，就说明父亲是认真对待这件事情的，对于这件事情，父亲有一种仪式般的庄重。

　　父亲做得很认真，很从容，很细致，也很小心，好像是怕惊吓了这位特殊的主顾。父亲这样做的时候，心里并没有感到害怕，手也没有一丁点儿的颤抖。此时，父亲的眼里只有头发，父亲的心里也只有头发。

　　父亲完全是按照正规套路来给这位特殊的主顾剃头的。

　　尽管用热水洗了，捂了，可是，失去生命的发丝，仍旧是又粗又硬。一刀刮下去，父亲就感觉，那把剃头刀很钝，很沉，很重，刀子走得很是缓慢，就像是用锯子锯木头一样，第一刀只走了一指多，刀刃就打滑了。这位“主顾”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且又不能动弹，更不会配合，父亲只得让小伙儿把他的头颅捧起，那把剃头刀就旋出一个又一个复杂的角度。父亲变换出各种姿势，施展出各样手段，把各个部位都剃到了，剃净了。最后，父亲剃出了一颗缺乏血色的灰暗的青紫的光头。稍喘口气，父亲又为他刮了胡须，净了脸面，一点儿也没有省事儿，一点儿也没有偷工减料。

　　小伙儿恭恭敬敬地捧着爹的头，眼里落下了泪水。

　　事毕，收刀，父亲端详着那一颗失去润泽的光头，对自己的手艺非常满意。

　　小伙儿忙拿出一块钱来，一张五毛的，两张两毛的，一张一毛的。

　　小伙儿把钱递给父亲的时候，父亲用手挡了一下，把小伙儿的手给挡回去了。

　　父亲说：“你这是干啥？”

　　小伙儿说：“师傅别嫌少。”

　　小伙儿又说：“师傅要是嫌少，我就再给你磕个头吧。”

　　父亲严肃地说：“事情，总得有个规矩！”

　　小伙儿怔怔地看着父亲。

　　父亲又说：“规矩，是不能破的！”

　　小伙儿还是怔怔地看着父亲。

　　父亲又说：“剃一个头，只收一毛。”

　　父亲又说：“多了不要。”

　　父亲说着，就从小伙儿手中抽出那一毛钱来，装入口袋里，朝小伙儿点了点头，飘然离去了。

　　小伙儿望着走出门外的父亲，跪在地上，朝着父亲的背影，极其郑重地又磕了一个响头。

　　六

　　这是旧年的最后一天，家属院里，该剃头的基本上都来剃过了，没剃的只是那些零零星星的几个散户。或许，他们的头发不算太长，不须剃了，或许，他们忙得顾不上剃，要等到正月里才有空剃。总之是，到了腊月三十的上午，来剃头的人明显稀少了，于是，父亲就决定收摊了。

　　日近中午，阳光就温暖起来了。父亲坐在车马店的大通铺上盘了盘账，一共挣了八块五毛钱。父亲看着手里的八块五毛钱，就想：“要是不花，会挣得更多一些。”这样想着，父亲忽而就笑了。父亲自语说：“怎么能不花呢？不吃饭不睡觉吗？”停顿一下，父亲又踌躇满志地自语说：“回了，有这八块五毛钱撑腰，这个年，就能过得去了。”

　　按照年俗，腊月三十，是除夕，是吃团圆饺子的日子，父亲就想，咱的家，也盼着团圆呢。父亲这样想着时，心里已经是迫不及待了。

　　父亲结过账，就要离开车马店的时候，忽然又停下来了。

　　跟他一起住在车马店里，一起厮守几个夜晚的那些乡村匠人们，正在整理着烦琐的行李，正在收拾着纷乱的年货，也正在给掌柜的算账结账。已经逼到“年根”了，他们都要回家过年了。这时候，父亲就看见了他们的头发。他们的头发依然很长，显然没有理过。他们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剃头呢？是舍不得花钱吗？是要回到家里再理吗？不管是怎样的情形，反正是，一个厚道而朴素的想法在父亲的心里油然而生了。于是，父亲就说：“来来来，我给大伙儿理个发。”

　　匠人们停下手来，看着父亲，似乎在问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父亲又说：“该过年了，我给大伙儿剃个头吧。”

　　匠人们就说：“中啊中啊。”

　　父亲说：“那就，开始吧？”

　　匠人们说：“开始吧开始吧。”

　　父亲说：“要理，大伙儿就一块儿理，烧水的烧水，洗头的洗头，很快就好了，不耽误大伙儿赶路回家。”

　　匠人们就说：“好啊好啊。”

　　父亲刚刚亮出了他的那三件剃头工具，就有匠人说：“那，剃一回，多少钱？”

　　父亲说：“这话说的，在一块儿住了这么几天，早已是朋友了，还说什么钱呢？”

　　匠人们又说：“是要掏钱的，不能叫你吃亏，也不能叫你白干。”

　　父亲说：“一说这话，就见外了。”

　　就有人说：“我知道的，你在街上剃一个头收一毛钱，俺们也给一毛吧。”

　　父亲说：“街上是街上，咱们是咱们，咱们是朋友，不能要钱的。”

　　父亲又说：“手艺人不挣手艺人的钱哪！”

　　又有人说：“要不这样吧，街上是一毛，咱就五分，这就足够优惠的了。”

　　父亲就说：“哎呀哎呀，好说好说。”

　　父亲又说：“哎呀哎呀，好的好的。”

　　人们就笑起来，不知父亲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时，就有人把水烧热了，又有人拿出了毛巾，端出了脸盆，搬出了凳子。一切都准备停当了，父亲就捏着那把窄窄的剃头刀，问一句：“那么，谁先剃呢？”

　　匠人们嘻嘻哈哈地争着抢着要往凳子上坐，差点儿就把凳子撞翻了。

　　父亲说：“别抢别抢。”

　　父亲又说：“按次序来。”

　　父亲又说：“都剃都剃。”

　　匠人们就不再争抢，反而又推让起来了。

　　父亲说：“那么，就按年龄来吧。”

　　这么一说，匠人们就有章可遵，有法可循了，他们便将年龄最长的一位匠人推到了凳子上。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弹棉花的手艺人，脊背微驼，头发花白，好似沾了寒霜。他一坐到椅子上，脸上的笑容就再没有间断过。

　　父亲在那些乡村匠人们的簇拥围观下，洗发，清头，擦脸，然后就问一句：“要理什么发型呢？”匠人们怔怔地看着父亲，似是没有听明白。父亲就又问：“剃个啥式样呢？”匠人们这回听懂了，纷纷说：“啥式样？就照以前的式样么。”父亲朝周围扫了一眼，匠人们的发型是那样的单调，那样的一致。父亲就笑一下说：“都是光头的底子啊。”匠人们就说：“都是光头都是光头。”父亲又一看，只有一个小木匠留的是偏分头。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小木匠是要到主顾家里去做活的，是可以登堂入室的，凭着手艺，凭着小白脸，也凭着偏分头，在做活儿中间是要勾引人家大姑娘小媳妇的。在城镇，在乡村，留着偏分头的小木匠曾经制造出许多的传闻。有许多爱情故事，或是爱情的喜剧和悲剧，古代的或是现代的，都曾经在小木匠身上发生过。

　　这些匠人们的头型，胖的，瘦的，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尖的，圆的，丑的，俊的，各不相同。父亲按捶拿剃，干推湿剪，走的都是剃头的老路数。唰唰，唰唰，仿佛就是一袋烟的功夫，十几个乡村匠人就都被剃了光头。猛一看，车马店里一片明亮，像是到了少林寺。匠人们相互间指着说着，开着玩笑，也说着一些恭贺新年的话语，就各自散去了。

　　许多年以后，父亲给我说起这一情节时，始终没有提到，那些剃了光头的乡村匠人们究竟给他凑了多少钱。也许，这已经成为一个永久的谜了。

　　父亲将那三件工具装进帆布袋子的时候，忽而觉得头皮上“呲”地痒了一下，又“呲”地痒了一下。父亲抬起右手，挠了一挠，竟挠下了几根长长的头发。那几根头发，躺在手指间，硬硬的，粗粗的，脏脏的，似是在提醒着父亲，自己的头发也该理一理了。

　　父亲在车马店的院子里迟疑了一会儿，索性就去了车马店旁边的“大众澡堂”。

　　父亲想的是，除了把头发洗了，理了，还应该再去洗个澡，把内衣也换了。内衣已经很脏了，早就该换了。这么长时间，夜里睡在脏而且冷的车马店里，根本没有脱过衣裳，身上生满了讨厌的虱子。

　　父亲就在澡堂里痛痛快快泡了个澡，这个澡，足足泡了两个钟头。池子里的热水把父亲身上的灰垢泡透了，泡软了，拿手一搓，很容易地就搓下来了。然后，父亲又洗了头发，洗净了，感觉头顶上一阵轻松。接着，父亲从帆布袋子里取过推子，照着澡堂里的镜子，就给自个儿理了个背头。

　　平时，父亲的发型是背头。父亲的背头很帅气，就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

　　理了发，刮了胡，净了面，走出澡堂的时候，父亲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七

　　父亲说：“一块钱，得剃十个头哪。”

　　父亲又说：“一块钱，得剃整整十个头哪！”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是坐在从昆阳县城开往龙泉镇的班车上。售票员让他买票，父亲一边答应，一边掏钱，一边就说：“一块钱，得剃十个头哪。”一路上，父亲一直在念叨着那句话，也一直在念叨着那一块钱。到了龙泉镇上，要下车的时候，父亲又说：“十个头的钱，没了。”售票员没有听懂父亲的话，疑惑地看着父亲的背影，小声嘟囔了一句：“神经病吧这人。”

　　集市还没有散尽，父亲在龙泉镇上抓住了一个“年集”的尾巴。说是尾巴，可集市上的交易却仍在进行。父亲就在集市上摇摇摆摆，很休闲很散淡地逛一逛，看一看，挑一挑，拣一拣，看到想要买的东西，顺便也讨个价，接着再还个价。父亲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家庭主妇，在集市上细致地挑选着别人已经挑拣过许多遍的年货。

　　父亲先是买了三张年画。一张是杨柳青民俗年画，一张是朱仙镇版画门神，还有一张是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剧照。这几张年画，父亲都相中了。父亲想，回家，把这年画，贴在门上，贴在墙上，屋子里马上就会亮堂起来，红火起来，热闹起来，过年的气氛也会更加浓厚起来。

　　父亲忽然想起了临出门时说过的话：“过年，得让孩子，吃上肉。”

　　父亲想起这话的时候，就朝生肉门市部走去了。

　　太阳压山的时候，父亲把年货置办好了。

　　父亲一踏上那二十六里半的归程，那颗心就有些躁动不安了。那颗躁动的心，似一匹奔腾的骏马，一下就闯入了回家的路途。这匹奔腾的骏马，昂首奋蹄，欢叫嘶鸣，似乎要跃过春天的栅栏，驮着跃跃欲试，驮着归心似箭，驮着沉甸甸的想念，把父亲驮回白庄去。

　　父亲最先看到的是矗立在白庄村头的那棵年老的高大的柳树。那棵年老的高大的柳树，在这新年的氤氲的气味里，或许，枝条上已经泛起了茸茸的新春的绿意了。走进白庄的一刹那，父亲的身体一下子就充盈起来，白庄的充满年味的空气，一下子就把父亲拥进了怀抱，那棵高大的柳树，一下子也把白庄抱在了怀里。在愈来愈稠密的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里，白庄，显得是如此的娇小，就像是躲藏在黑暗中的一只小小的鸟巢。在这小小的鸟巢里，有一盏灯火始终为父亲点亮着，虽不耀眼，却极是温馨。

　　浓浓的夜色弥漫上来了，父亲带着他精心挑选的年货，裹挟着一身的热气，一头撞进了家门。

　　一进家门，父亲就把带回来的年货交给了母亲。父亲最先拿出来的，是三个红红的炮仗。

　　父亲把那三个红红的炮仗举在手里，说：“过年，也是要燃放鞭炮的。”

　　母亲说：“是哩，不能过一个哑巴年啊！”

　　我一把就将那三个炮仗抢过来了，三步两步就跳出了屋门，跳到了院里，将那三枚炮仗燃放起来了。三声脆响，回荡在院子里，回荡在村子里，三朵烟花，绽放在夜色中，绽放在半空中。震耳欲聋的炮声，带来了浓浓的年的喜庆，绚丽的烟花，多么像天堂的景色！

　　烟花散尽，回到屋里，我看见父亲正在用滚烫的热水，清洗着一个毛茸茸的肥胖的大猪头。

　　父亲一边清洗，一边对母亲说：“肉，太贵了，就买了个猪头，这么大一个猪头，才三块钱。”

　　母亲说：“这么大一个猪头，肯定能剔下不少肉呢。”

　　我定定地看着那个毛茸茸的大猪头，忽然就说：“我要吃肉！”

　　父亲兴奋地说：“等着吧，褪净了毛，就赶紧煮。”

　　母亲也说：“煮熟了，先给你切一块儿。”

　　父亲却说：“煮熟了，先切一块儿，给师傅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