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文学论文

时间：2021-04-24 12:14:57 小说我要投稿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文学论文

　　摘要：王安忆在其创作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母亲形象，这些形象展现出了母性与欲望难以调和的复杂关系和母性与自我无法兼顾的现实矛盾。这些复杂的母亲形象，既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产物，也有作家个人经历和性格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安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两性关系的探索。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文学论文

　　关键词：王安忆；母性；文化内涵；女性意识

　　母亲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母亲形象也始终是作家们笔下着墨甚多的角色。母亲往往同时具有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身份，而母性和妻性则是其最主要的角色特点。因此，母亲形象在表现作者的女性意识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多元文化和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对于“女人”的真实还原开始出现在众多女性作家的笔下，母亲形象的解构与重建也成为女性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王安忆正是一个以智慧和悲悯之心关注着女性生存的作家。在王安忆创作的众多小说中，母亲这一角色的出现频率很高，其形象也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复杂多样的。这与女性本身生存状态的复杂性密切相关，也与小说情节和人物塑造的需要有关。不论是神圣纯洁的母亲，还是复杂迷茫的母亲，或者是独立坚强的母亲，这些母亲形象都有鲜明的文化内涵，表现了作家潜在的女性意识。

　　一、母性与欲望的复杂关系

　　欲望是王安忆小说中探讨的重要话题之一，在“三恋”系列、《长恨歌》、《岗上的世纪》等作品中都有所涉及。它以最鲜明的姿态出现在《小城之恋》中。

　　与一般小说中的性爱所不同的是，《小城之恋》里的性并非常态，而是未成熟的无爱之性，男女主人公之间那种对于性的欲望和理智的矛盾逐步发展，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充满欲望和羞耻、欢乐和恐惧等各种微妙心理的肉体之战。作者并没有排斥正常的性爱和欲望，也正是借助于女性的欲望表达，在“性”这方面很好地表现出其女性意识的萌发[1]。但是文章的结局却回归传统，昭示了母性与欲望之间的冲突。怀孕之后，女主人公她发现“那一股不安静的欲望竟也平息了下来。她觉得身体的某一部分日益的沉重，同时却又感到无比的轻松，好像卸下了长久的负荷。她终于明白，她要做妈妈了”。因为怀孕，欲望得以平息，她也开始转变———日益沉重的是身体，是体内孕育的新生命和随之萌发的母性、爱和责任感；“感到无比的轻松”是因为原本折磨着她的欲望和羞耻因为这小生命的到来而逐渐消散，正是怀孕和孩子，以及伟大而崇高的母性让她得以从欲望的泥淖中解脱，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女人是在做母亲时实现她的生理命运的，母亲是女人的自然使命”[2]550。孩子叫“妈妈”的声音是“能够将她从任何沉睡中唤醒的声音”，在她看来这是“犹如来自天穹的声音，令她感到一种博大的神圣的庄严，不禁肃穆起来”。母爱在这里成了圣洁伟大和崇高的代名词。这种形象的塑造和长久以来人们对于母亲的定义有关，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

　　在传统文化中，做母亲是身为女人的神圣职责。

　　母亲总是具有宽容、忍耐、善良等许多优秀品质，代表着无私奉献的爱。如同被比作母亲的祖国和大地，母亲是人们心中极为尊重甚至崇拜的形象。然而在推崇的过程中，母亲既成为了在道德和精神上达到完美的神话，也被捆绑在孩子身上而失去了追求自身欲望的权利，成为传承生命的工具，其主体存在价值只有依附在作为他者的孩子身上。小说尽管安排女主角拒绝了婚姻，即拒绝了本应存在于一个母亲身上的妻性，却在母性这一方面陷入了生命的牢笼。类似的情形自女性文学诞生起便出现在许多其他女作家的作品中，比如张洁塑造的不断牺牲自我的曾令儿（《祖母绿》），铁凝小说中坚持生孩子并且独自养育，甚至照顾前夫家庭的大芝娘（《麦秸垛》）等。其中与“她”最相像的是池莉的《太阳出世》中的女主人公李小兰。从生育前任性无知的女孩到成熟、有责任感的母亲，正是母性拯救了李小兰和她的家庭。池莉在小说中充分表现和赞美了母性的崇高和伟大。然而，女人通过孩子才得以实现其生存价值，这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却有待商榷。

　　与这些母亲形象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女作家们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令她们开始注意对母亲自身欲望的表述。母亲自身隐秘的欲念在女作家笔下得以展现。这种发展首先表现出来的便是对于自身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母亲的扭曲心理和形象的塑造。西蒙娜·德·波伏娃说：“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处境以及对此处境的反应。”[2]579假若母亲自身的基本欲望得不到满足，那么她对孩子的爱也将会是扭曲的。例如，池莉的《你是一条河》中的辣辣便颠覆了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

　　我们无法否认早寡的辣辣也拥有母性，但是当人的生存都面临挑战的时候，该如何让以单薄身躯挑起生存重担的母亲给予孩子们温柔圣洁、崇高伟大的母爱？贫穷的家庭，众多的儿女，生活的灾难又接踵而至，辣辣做着一切能够让她们维持生存的事，她卑微自私，平庸愚昧。她是一个不被儿女们所喜爱的母亲，却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母亲。母性的神话在这里被完全消解。

　　二、母性与自我之间的矛盾

　　自我的发展和无私的母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很难处理调和的矛盾。在王安忆的小说《兄弟们》中，老大通过孩子控制住了对于自我和自由的幻想，在对孩子不断的给予和奉献中感受到了自己的不可或缺，她生存的正当性和价值也因此得到了证明，老二却依然在漫无目的地游走。事实上，作为主人公的知识女性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和自身的主体意识体验产生的强烈矛盾正是女性主体意识成长，但又是不成熟的表现。女性主体意识包括多个层面，其中在该小说中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是“自然层面———从女性生理特点如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看，和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的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处境”[3]。她们渴望追求独立的人格和自我价值，却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社会认可而产生矛盾和彷徨；她们希望在理想和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最后却只能对现实妥协。小说的最后，老二还在追寻的旅途迷茫着，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关于婚姻家庭与女性的自我实现能否兼顾的探讨依然在继续。

　　在现实生活中，将两性精神的自我实现和现实家庭生活完美结合很难做到的，纯粹的女性自由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只有认真面对真实的生活，男女之间才能相互协调而共存，而女人身为母亲的自觉正是让女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关键。尽管不断抗争，女性乌托邦终究会幻灭，成为母亲的女人们最终大多会如老大一般顺从母性的导引，在养育孩子、承担家庭和生活的责任中完成成熟而理智的蜕变。如《第二性》中所言：“在谈到一个年轻母亲时，科莱特·奥德里说，她的孩子犹如她自己的生存现实的证据，通过他，她控制了一般的事物，而最重要的是，她控制了她自己。”[2]580同样建构了女性乌托邦的还有张洁，《方舟》中的三个女人也是知识女性，她们在那个如同男权世界中只属于女性的方舟般的小屋中相互帮助共同生活，然而这一乌托邦却和前者的乌托邦大有不同。相对于《弟兄们》中的三姐妹来说，《方舟》中的梁倩、荆华和柳泉算是摆脱束缚而得以追寻自我价值。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她们也是不幸的，因为她们没有一个健全的家庭，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观念的挤压，在生活和事业中遇到各种困难和痛苦。同样是母亲，老大和柳泉的境遇可谓天差地别，而两者孩子的待遇也大不同。事实上，前者的女性乌托邦是女人们希望主动追求自我精神的实现而组成，而后者则是在现实遭遇下被迫组成；前者的母亲为了家庭生活和孩子最终放弃了女性自我，而后者则失去了可以依赖的家庭和幸福。小说的结尾，方舟中的女人们依然在这个“乌托邦”上“为了女人”奋战，令人敬佩，然而结果其实早在文章中揭示———她们所希冀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得到仅靠女人就能够建构的幸福乌托邦，事实上是虚幻的，生活不会帮女人实现一切梦想。

　　现代社会，人们通常期望女人最好首先是个善良真诚的贤妻良母，然后有自己的工作和一定的经济基础；她爱家庭同时也有自己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地位。

　　然而说到底，很多人更赞同家庭才是女人生活的重心。这种情况是长久以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所致，这种情形同样出现在小说中。《桃之夭夭》里郁晓秋的姐夫可以在她姐姐怀孕时为了自己的理想赴外地学习，也可以不理会自己的孩子而远走他乡。

　　对于家庭和生活的责任感，男性显然少于女性[4]。女人因为自己的性别，自出生便注定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的苦难和疼痛，所以郁晓秋在知道自己所生的是个女儿时感到瞬间涌出的难过———为又一个女性来到这个世界，即将体验和承受无尽的苦难生活而难过。母女之间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将爱传递，“在妇女身上一直保留着那种生产别人同时产自别人的力量，（尤其是别的妇女）。在她身上，有母体和抚育者；她自己既像母亲又像孩子一样，是给予者；她是她自己的姐妹加女儿”[5]。

　　即使如《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的闪闪一般独立坚27强有影响力的女人，却也在自己的婚姻上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小说中的解释是：“这就是闪闪的过人之处，晓得世人都难免事中迷，也晓得大人一定是为自己好。”然而她对于婚姻决定权的放弃与其说是基于信任之上的选择，不如说是被成长的环境扼杀了追寻爱情的理想。在闪闪看来，相对于盲目地追求不太现实的爱情，生活和亲情才是女人更应该看重的东西。王安忆所描写的上海女性正是有着务实性格，而没有不切实际的幼稚幻想，“满足不了你浪漫主义的内心追求”[6]。因为只有务实才能经历住生活的磨难。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否真的能够带来和谐美好的婚姻生活和幸福美满的家庭，仍然值得怀疑。小说中其实刻意减弱了家庭中男性角色的存在感，自然也得以逃避两性在家庭之中的矛盾，这种虽然有男性却类似于女性乌托邦的环境，尽管让女性自身和她的生活得到了更多的表现，有利于女性主体意识的成长，却也削弱了对女性如何处理男女两性关系的探索。女性该如何真正协调好事业与家庭、自我与母性，依然是个难解的课题。

　　三、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探索

　　王安忆对于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和探索是有目共睹的，尽管她一直不希望被人强调自己的性别因素，但是也承认自己对于女性的描写和关注程度多于男性。女人对感情的需求是她关注的重点之一，女性在她看来更像“一种小动物”[7]，动物性多过社会性。

　　在她的作品中，有最初《雨，沙沙沙》中对女性柔美的喜爱和如藤蔓攀附大树般的男女之情的向往，也有后来的深入现实生活，对复杂多样女性形象和生存境遇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大量传入中国的时候，王安忆与当时的许多女作家一样，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其创作也受到影响。尽管中国女性与西方女性处于不同的环境和文化中，但是对于女性的解放和两性关系的思考同样非常必要。女作家们开始关注女性的生存，发现“女性”，强调女性的主体存在价值。王安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探索女性的生存之路。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成长体现在创作的许多方面。例如，对“性爱”的描写，让《小城之恋》和《岗上的世纪》等作品多了一层正视女性欲望的涵义；而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诸如“三恋”中的“他”、大提琴手和男作家之类的自私、懦弱的男人形象，更是直接解构了传统的男性英雄神话。

　　在所有女作家们对母亲的描述中，王安忆是比较“客观”的一个。贴近现实的生活场景和真实细腻的女性描写，对女性欲望和自我等各种关系和矛盾的正视，都令其作品中的母亲更真实丰满。对于母亲这样一个身份，王安忆有着自己的理解，对待妻性和母性这两大特征，王安忆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在她看来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例如《小城之恋》中的“她”，完全放弃了婚姻，这种对女人身上“妻性”的反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觉醒的女性意识，然而在母性这一点上她陷入了迷茫。无论是慈爱如“她”、陆国慎，还是看似另类漠然如笑明明，都无法摆脱母性对于一个女人的巨大影响，她们以各自的方式保护孩子，表达对孩子的真切母爱。这与残雪的怀疑态度和决绝反抗形成鲜明对比。残雪在《苍老的浮云》、《污水上的肥皂泡》中塑造的丑陋恶毒、阴森恐怖的母亲并非实写，而更多是一种极端化的虚幻象征，却在解构母亲神话这条路上走得比王安忆更远。王安忆的迷茫在对比之下便显得有些拘谨畏缩了。

　　在关于母亲的作品中王安忆更关注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和交流方式，以及女性的成长和成熟过程。而对于男性和男女两性之间关系的描写则大多采取减少甚至忽视的策略。然而和张洁那种对于男人的态度是完全不接受甚至“仇恨”的状况相对比，她没有一种固定的看法，更多是处于困惑之中，就像她小说中的人物。这在《弟兄们》中三个女性的对话和思考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男性有时是阻碍女性自由的敌对者，有时是和女性一样被这个社会所捆绑的受害者，有时是沉溺于软弱和无助中的女性的依靠者。姐妹三人在不断的生活和辩驳中思考着男女两性的关系，然后因为各种原因放弃探索或者陷入迷茫。

　　在整个人类社会中，男权文化已经延续了数千年，深植于人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之中。女性长久地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这种统治让人们对无所不在的男权制度和失去主体意识与话语权的女性习以为常。

　　通过对王安忆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同样对王安忆有着非常深厚的影响。她看重女人作为一个母亲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将母性视为女人生命中的重要存在。因此，尽管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响，其女性意识也觉醒并得到发展，但她依然无法冲破男权的藩篱。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化女权主义，中国的女性主义显得相对温和一些，女人们通常没有激进的政治要求，而只是对处于统治地位的丑陋男性表示不满和失望。王安忆在解构丑陋男性的同时，也通过各种创作试验来寻找男女和谐共处的方式。然而，所有的试验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在男权社会，男性不可能容忍女性地位上升到和自己一样，平等和谐只是女人单方面的虚幻期望。《小城之恋》中的“她”看似以性爱挑战了男权，又凭借生育得到了安宁，但最后对于自身欲望的放弃和被周围人群所鄙夷的境地都在昭示着男权文化在各个方面的胜利；《弟兄们》中的三姐妹不断地讨论着女性自我与独立，却在妻性和母性的28制约下放弃原本的坚持，陆续回归家庭，仅剩的一个也无法明确的寻找自我的道路；《上种红菱下种藕》表面上展示了男女和谐共处而女性又拥有独立精神的美好景象，事实上是以女性放弃爱情和婚姻的选择权为代价，本质还是变相描写了男权文化所要求的贤妻良母的生活。

　　在王安忆寻找女性自我的过程中，存在许多迷茫和困惑。她一方面希望女性回到家庭操持家务，离社会远一些，因为同时扮演社会和家庭两种角色对于女性来说负担沉重；另一方面却又觉得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中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要迎合男性更是一项艰巨任务。正如王安忆在《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中所说：“倘若男人是弱小的，依附了女人，女人吃力不过，要渴求依傍；倘若男人强大了，包揽了女人的一切，‘娜拉’又要出走。说到究竟，女人对自己的寻求，也还陷于迷茫。”[8]男权文化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盘踞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性影响也比我们所想象的大得多。女性虽然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自我，反抗统治，却无法抵抗潜意识中根植的男权文化。虽然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和法律不断完善，“男女平等”已经成为国策，但是性别问题依然是一个牵动深层文化背景的复杂问题。王安忆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她的思考，也留下了她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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