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手作文
我回家的次数少,这是我心中的痛;而每次回家,母亲都会做一桌好吃的饭菜,像待亲戚一样接待我们。仿佛我们的回去,不是去看望母亲,而是对母亲的恩赐,这更让我痛上加痛。
母亲打心眼里盼着我们回家,盼着和我们坐在一起,说话唠嗑,吃顿团圆饭。母亲高兴给我们做饭。但是,每次做饭前,母亲又总是顾虑重重,尤其是用手和面时,母亲更会面露难色,或者说是愧色。母亲不好意思地说:“看我这手,都洗了好几遍了,就是洗不干净。做了饭,怕你们不吃。”说着,母亲把手伸到我们面前。
这是我这样仔细地看母亲的手。母亲的手已经老了,已经老的不成样子。手掌和手背都高高的肿起,把本该有的皱纹,都拉平拉直了,就像母亲亲手蒸出的馒头;五根手指就像五根干瘪的枯树枝,黝黑,粗糙,弯曲,没有一点儿美感;手指骨节处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像张着的嘴,吃进了很多的沙子,消化不了,堆积在肉里,再也洗不下去。
我常想,我的母亲天生就应该是个庄稼人。她的宽大的脚板,可弯曲的膝盖,厚实的手掌,都是为土地而生的。母亲不习惯城市。城里的路太硬了,楼太高了,车也太多了。在城里,母亲总会被硌疼了脚,总会迷失了方向,总会找不着回家的路;在城里,母亲会手足无措。可是一旦回到农村,母亲无论做什么,都会觉得顺心顺手。她的脚板可以轻巧的走田间小路,她的膝盖可以在土地上任意的摸爬滚打,她的手可以随意抚摸地里的每一株庄稼,她的心容易满足收获后的简单快乐。
每年春节过后,日子还没有走出正月,母亲便开始了一年的劳作,或者说,一年的劳作开始了。母亲端来一簸箕花生,坐在正屋靠窗下面的一个小凳上。早春的阳光总是很好,透过窗户,落在母亲的身上,暖烘烘,像给母亲穿了一件花棉袄。母亲开始剥花生。这是本地特有的一种小花生,个头小,果仁儿瓷实,和花生皮之间几乎没有缝儿,摇一摇,没有“哗楞、哗楞”的响动,剥起来,也没有“嘎巴、嘎巴”的脆声。这种花生不好剥。我曾陪母亲剥过,但没多会儿,手指肚就受不了了,生疼生疼,而且还起了一个白色的小肿包。到了晚上,躺在被窝里,手指肚还一涨一涨的,火辣辣的.疼,好像里面的血液都沸腾了,要溢出来。而母亲则很平静,不慌不忙,一粒一粒地剥着,脸上还含着浅浅的笑,好像眼前这一簸箕种子,早已变成了千千万万个花生,把我们的西屋都盛满了。家里有十几亩的空闲地,而这十几亩地的种子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剥的。我不知道,这要花费母亲多少个日日夜夜,又有多少个夜晚让母亲辗转难眠。但我知道,在这些寂寞的日子里,母亲的手,会由疼变麻,由麻又疼,最后,直至老茧丛生。
在母亲的生活日记里,没有“闲”这个字眼。地都种好了,庄稼也长壮实了,偶尔遗漏下来的草此时也成不了气候了,母亲开始守在家里,忙些家务活。母亲搬过一床被子,铺在炕上,把线头挑断,抻出来,再把里面的棉套掏出来,叠得方方正正,放在炕头。然后,母亲又把被面褥单洗得干干净净,凉在院子里的铁丝上。花花绿绿的布面随风飘摆,很是好看。夏天的太阳是吸干机,不一会儿,被面褥单就全干了。母亲收回来,拉平扽直,又重新铺在炕上,把棉套放好。母亲看到有一个角,棉花已经被我蹬踏没了,于是,从里屋的箱子里抱出一抱雪白的新棉花,给我续上。所以,我盖的被子从来都是家里最暖和的。母亲一只手持针,一只手拿线,把线在嘴里抿一下,又用手捻一捻。母亲纫好针,一只手垫在被子底下,一只手则开始了穿针引线。母亲做的被子针脚很密,很匀称,像用尺子量过一样。我从没见过母亲被针扎过手,母亲对于针线活已经拈轻就熟。mu亲还会做许多针线活,我们穿的棉衣棉裤,还有我们背的新书包,都是母亲做的。母亲缝一会儿,停下来,把针在头上抹一下,缝一会儿,停下来,又在头上抹一下。母亲每停顿一下,我仿佛就会看到,母亲满头的黑发里,就会有一根被无辜的抹成了白发。
母亲常说,她最怕的,就是没事可做,那样,她会觉得浑身不自在。所以,母亲最开心的日子,从来都是家里最忙的时候。母亲还说,如果地里的庄稼永远也收不完,那该有多好啊。母亲每每说这话时,像极了小孩子,眼里闪烁着光芒。其时,母亲的心愿就是这么简单,地里的庄稼越多越好,手里的活越忙越好。
母亲在开春剥的那些花生种子,终于结出了成千上万的子孙,都藏在泥土里,就像一群小鸡雏,等待着破壳而出。父亲吆喝着牲口,在前面犁花生,母亲则在后面捡拾花生秧。起初,母亲蹲着,把花生秧从沙土里提起来,再把上面的土抖落干净,露出一嘟噜一嘟噜的花生来。秋日的阳光下,花生像被水洗过一样,白花花的,很是喜人。后来,母亲干脆跪着,跪爬着捡。母亲把花生秧放到一边,又用手把沙土翻检个遍,把落在里面的花生一个一个的找出来。母亲不允许一粒粮食丢在地里。秋天的风很干很硬,像锋利的纸,母亲的手被拉出了一道道的口子,母亲这时什么也顾不得。母亲说,沙土是最好的止血药,拉了口子,放一点上去,就不疼了。所以,每年大秋下来,母亲的手上总是伤痕累累。
大秋忙完了,母亲却闲不下手来,马不停蹄的又领着我去拾柴禾。那时,村子里有成片的梨树地。深秋时节,梨树叶厚厚的铺满了一地,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落下来的树叶,也早已由绿变红,远远望去,就像燃烧的火苗,看着就暖和。拾柴禾大多是母亲的事,我则跑到一边,去摘丢在树上的梨。每年冬天,母亲都会用拾来的柴禾,填满灶膛。这时,我就会趴在被烧得热热乎乎的炕头上,好奇地看着灶膛里欢蹦乱跳的火苗映在墙上跳动的影子。有时,母亲还会往灶膛里扔两块红薯,不一会儿,满屋子都会弥漫着烤红薯的香味,叫人唇齿生津。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从来没有打过我。即使在我做错了事,或者学习不好的时候,母亲也只是说说而已。母亲的手,只会劳动,其它的,似乎都忘记了。而那时,不懂事的我,却常常以冷眼相对,白眼珠多,黑眼珠少。母亲每次看到我那副德行,都会默默地离开。直到有一天,我读了 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看到那里的一段文字:“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一张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段文字让我触目惊心。我深深的感觉到,我当时的行径是多么卑劣,而我卑劣的行径又是多么的伤害了我的母亲;母亲又有多少回偷偷地躲在别处,用已显苍老的手擦去眼角伤心的泪。
母亲真的老了,母亲的手真的老的不成样子了。而母亲却用一双羸弱的手,支撑起一个家,呵护着这个家,温暖着一家人!
妈,您做的饭真好吃,您做的饭,吃着才有地地道道的庄稼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