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中国散文诗的意义化
散文诗是一种现代文体﹐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现代抒情文学体裁。它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写性的某些特点。散文诗一般表现作者基于社会和人生背景的小感触﹐注意描写客观生活触发下思想情感的波动和片断。这些特点﹐决定了它题材上的丰富性﹐也决定了它的形式短小灵活。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论新世纪中国散文诗的意义化相关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一、中国散文诗发展概况及“意义化写作”命题的提出
（一）中国散文诗的发展历程及新世纪演变
伴随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潮流运动，散文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落地中国，并在中国这块“诗的国度”上延续发展了百年。从最初的译介到逐渐繁荣，从争议停滞到破土重生，中国散文诗的发展与时代世情紧密相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文学形态。纵观散文诗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按照作家创作频率和作品质量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1. 初盛期：五四运动-20 世纪 20 年代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诗”一词最早出现在王国维 1906 年发表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当中提到“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①，然而这与我们所提及的“散文诗”并非同一概念，后来郭沫若、滕固等人更是以此为启发，发文认为中国先秦散文亦或明清小品文均可视为散文诗，这些观点有意模糊中国古典散文和现代散文诗的概念界限，从中国古代文学中牵强发掘散文诗的滥觞实则陷入了历史修正主义的漩涡。
不容置疑，我们需要承认世界文学中出现过并且正经历着东西方文学艺术之间的碰撞和融合，中国散文诗的诞生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内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密不可分，而在当时对国外散文诗译介方面，曾经留学法国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刘半农是国内最早翻译外国散文诗和使用散文诗文体概念的中国诗人。1915 年，刘半农在《中华小说界》第 2 卷第 7 期发表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 4 章散文诗，总题为“杜谨纳夫之名著”，虽然是文言文翻译，且被列入“小说”专栏，但这却是外国散文诗在中国的最早译介。随后 1917 年 5 月，他在《新青年》第 3 卷第 3 期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在“增多诗体”一节中将散文诗作为一种诗体加以阐释，提出“别增无韵之诗”的理论主张。除译介之外，刘半农自己也进行了白话散文诗的创作，有 20多篇散文诗作品先后呈现在大众的视野，如《晓》、《窗纸》、《老牛》、《静》、《雨》等作品。其中，1918 年发表在《新青年》第 5 卷第 2 期的《晓》被王光明称作是“中国第一篇成熟的现代散文诗”①。
1917 年至 1919 年前后，除了刘半农，同时期还涌现了不少其他为我们所熟知的译介者和散文诗创作者，如沈尹默（《月夜》）、胡适（《看花》、《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沈兼士（《真》、《春意》、《寄生虫》）等。受五四文化革命的影响，这一时期散文诗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以“歌颂、鞭挞、沉思”为主题，在艺术手法上有别于分行白话新诗和古典律诗，在借鉴欧美散文诗象征、隐喻写法的基础上又融入了中国传统白描手法。
（二）“意义化写作”的内涵及概念辨析
何谓“意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语言文字或其他信号所表示的内容”和“价值、作用”。而“意义化写作”从字面角度可以简单理解为进行“有价值”的文学创作。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是审美的社会意识活动，它的产生不只是单纯为满足创作者或部分读者的审美需要，还更多的承担着认识、教化、交流、娱乐等社会功能，不同程度的作用于社会生活，影响人的实践活动。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状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它们直接本身或是它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人的心灵深处呼唤起反应和回响。”文学之于个人最大的意义莫过于使人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共鸣，陶冶性情、塑造灵魂、指导生活。而从读者对文学不同艺术形式的接受程度看，往往小说、戏剧、散文更能直观的表现作品的意义内涵和情感价值，而诗歌则内向性较强，叙事性较弱，在较少的文字篇幅里难以发掘作者深层次、多维度的情感目标，因而读者对其抒情性的把握是有一定难度的，需要缓慢的接受过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极具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朦胧诗”在脱离政治语境后逐渐被社会评论诟病，最终走向衰落，究其原因，在于诗人过多追求诗歌的创作技巧，或使诗歌成为自我表现、宣泄情感的工具，使诗歌审美功能与社会功能失调。
诗歌写作绝不是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式的文学表达，其呈现的情感应该与现实关联，能够表现自然状态下的人的精神状态，反映客观现实世界中的理想追求，在境界上走出“自我”，在思想上崇尚哲理。实际上，散文诗内部所提出的“意义化写作”也源于此。严格意义上讲，散文诗的“意义化写作”是新世纪以来“我们”散文诗群所提出和积极倡导的散文诗创作原则，这一概念的提出离不开“我们”散文诗群主要代表人物周庆荣、灵焚等人的努力。周庆荣是最早进行“意义化写作”的散文诗作家，2008年，《散文诗世界》曾设立专栏“我们的80年代”，该专栏刊登了他的散文诗代表作《我们》及灵焚的评论《一代人的宣言》。
在《我们》中，作者将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称为“我们”，“我们”经历过高压政治语境和革命浪漫主义，也在商品经济社会浮躁快节奏的浪潮里迷茫挣扎，“我们”逐渐在社会中失去中心地位，成为享乐主义和颓废现实主义的代表。周庆荣一字一珠玑地将一代人的历史境遇和心路历程叙写出来，大力呼吁“我们”应该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明确社会角色，以积极的处世态度参与现实生活。作品发表不久，诗人阿毛向周庆荣致电交流，周庆荣指出正是在这次短暂的电话交流中首次涉及了“意义”写作。而次年，“我们”散文诗群正式成立之时，阿毛、周庆荣、灵焚、宓月等人经历沟通、商议、修订之后真正将“意义化写作”提出来，并使之成为整个创作集体共同坚持和遵守的创作原则。
二、新世纪散文诗“意义化写作”之表现维度
（一）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美学意识
“后现代”一词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中国文艺理论批评中较多提及的一个文化概念，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术语，还涉及到哲学、美学乃至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方面面。它从现代主义发展延伸而来，又要比现代主义呈现出更强程度的非理性和反传统性，在文学创作上，亦具有反一切传统的特质。后现代主义文学否定真理和价值，反对中心和规则，注重艺术形式的创新，往往专注于作品的形式，对艺术技巧的关注要大于创作内容，在情感表达方面崇尚“零度写作”，强化个体意识，有意使文学向大众化、亚文化方向发展。一路下来我们看到文学的艺术形式不断被扩大，出现了例如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元小说、新新小说等新的文学样式，在中国诗歌领域，也出现了莽汉主义、非非主义、下半身写作等文学现象。并且随着传播媒介的推广，这种创作趋势逐渐向民间大众化、世俗化延伸，日益改变人们的文化意识，使得文学逐渐带上商品、快消品的标签。
在文学观念上，后现代主义否定中心和价值，不再试图去认识客观世界，反映现象本质，缺少对社会、自然、人生、道德等问题的思考，也不再承担文学家神圣的社会职责与历史使命，而是追求一种快乐写作的态度，通过玩笑和嘲弄，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从而在写作与阅读中收获瞬间的快感。由于后现代专注于话语游戏，缺乏对客观现象和历史命题的把握，所以使得文学创作很容易陷入颓废主义、虚无主义、无价值主义的漩涡。面对这样的语境，重树“意义化写作”的旗帜显得尤为重要，文学应该是具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在散文诗创作中，需要明确创作主体的位置，写作不仅仅是个人主观感受的表达，还应该将自身融入到具体的客观现实中，与现实事物取得联系，这是意义写作的基础。
此外，后现代语境也导致了文学主题偏离乡土自然，削弱了传统生态美学的表现力。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下的产物，在科技生活高速发展的今天，人逐渐成为技术的附庸，物质文明给人带来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同时也加速了人的精神危机和信仰缺失问题，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加深，城乡二元对立机制愈发明显。在文学创作中，很难再寻觅到中国古代那种寄情山水式从生态美学而来的诗情画意，相反，更多的是用意识流表现人的精神异化或者虚构人的心理活动。事实上，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我们寻找个体的意义最终都需要回归到自然中去，在文学创作方面亦是如此，因而重新考核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成为当下散文诗“意义化写作”的重要议题。
（二）客观现实世界中的理想主义阐述
诗歌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文学样式，它不做过多情节叙事，也不考虑台词场景，只是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最直接地抒发诗人诚挚真实的情感。诗人往往能依靠敏锐的视觉捕捉到现实种种，并能借助敏感细腻的神经将感悟用语言呈现出来，好的诗歌不仅仅是语言的艺术呈现，更是思想的艺术结晶。我们曾经认为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是理想主义的，雪莱的自由平等是理想主义的，泰戈尔对和谐真理的探寻也是理想主义的，这些人仿佛是智者的化身，他们对于人类理想精神家园和理想现实世界的.渴求成为人们追寻美、建造美的动力，他们通过或昂扬或平静的诗歌语言引导人们净化心灵、崇尚真理，使文学实现美智合一的艺术效果。
在汉语诗歌的园地，浪漫抒情一直是诗歌理想国的主旋律，在这种旋律下，我们看到屈原与污浊现实决绝的身影，看到让陶渊明“欲辨已忘言”的桃花源山水世界，也看到怀着历史伤痛走出政治阴影，却依然心怀激情的朦胧诗派。然而这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到如今已然成为人们痴笑嘲讽的对象，理想主义者被视为格格不入的群体，写诗也成为激情泛化的表现。有人曾说 20 世纪末海子、顾城的逝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远去，诗人以自我了断的方式告诉我们理想和现实的不可调和，诗人芒克也曾表示《今天》的停刊其实就是“理想”的幻灭。
其实，告别理想就是告别信仰。在新世纪到来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商品经济社会给文化生产方式带来的改变，当诗歌亦或是文学给人带来的的精神享受无法匹敌现实物质世界里金钱和权力的诱惑时，人的精神信仰就要面临物化的改变，文学的价值也就掺杂了商业价值。如今，人们对于“理想”一词难以启齿，再也难见到有哪个诗人大张旗鼓的举着理想大旗进行宣誓创作，出现更多的是把写诗当成突出知识分子清高雅望的业余爱好，或是把诗歌当成宣泄情绪、暴露低俗的文字工具，这样的现象使得当代诗歌的生态环境遭遇到巨大的挑战。也正是面对这层严峻挑战，“我们”散文诗温和地提出了自己的“态度”：“我们认同作为平民生存的人格理想、价值理想、审美理想”
“我们怀抱理想，但我们不狂傲现实”、“我们寻找意义，但我们能够面对名利、荣辱、爱恨、悲欢，恪守一份平静”
这一发生在散文诗内部的集体声音并没有彰显出狂飙突进式的革命激情，而是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试图用真切律动的散文诗语言唤醒人们对于理想的坚守。
三、新世纪散文诗“意义化写作”之审美原则
（一）规范散文诗创作的诗学标准
“意义化写作”理念的提出给散文诗发展带来了新的变化，形成了一套具有新时代特征的诗学标准，体现在文体意识、审美意识和创作者主体意识上，使散文诗向规范化、意义化方向发展。
新世纪散文诗“意义化写作”的理念首先解决了散文诗的文体争议，因为这一理念是需要在肯定散文诗文体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反过来，也只有确立了散文诗的文体身份，才能有助于散文诗创作的繁荣，进而逐步完善散文诗理论的建构。
耿林莽、李耕等老前辈和邹岳汉、海梦等散文诗编者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坚定散文诗文体的独立性，当然这种“独立”不是抛出诗歌范畴之外，而是在诗歌范畴中，和古体诗、自由诗一样，成为中国汉诗的一种独特样式，但长久以来评论界一直存有质疑，甚者余光中先生曾称散文诗为“非驴非马”的东西，认为“它没有诗的紧凑和散文的从容，却留下前者的空洞和后者的松散”①，再如世纪末编纂出版的《中国新诗总系》（10 卷）没有选入一首大陆散文诗。类似这样的言论和行为自然会招致“对话”，如灵焚就曾专门写文章来回应，以此为例“讨伐”散文诗遇到的不公正待遇，两派观点虽然对峙，但态度还算温和，没有发生激烈的学术碰撞。然而事实上，站在客观角度看待，散文诗要想真正获得身份认同，并不是单靠学术争辩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用作品“说话”，当越来越多的质地上乘的作品出现时，散文诗自然有“出头之日”。因而我们看到，新世纪之后，尤其“我们”散文诗群出现之后，散文诗地位明显跃出，以凸显“意义化写作”和“大诗歌”命题的《态度》（全称为《“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的态度》）一经出现，便引发了众多散文诗爱好者的围观，近年来更是不断涌现出各具特色的散文诗集和年选，《星星》、《诗刊》、《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纸媒也都给出散文诗以展示的平台，昌耀、欧阳江河、西川、雷平阳等诗人也有散文诗风格的创作……如今，散文诗的创作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显性化，这些现象间接承认了散文诗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使散文诗扩大了生存空间。
诚如周庆荣所说，“散文诗在场景载入、片段叙述、即时思考、情节诗意方面都有充分的优势。”换句话说，散文诗以其文体优势，能承载更大“意义”、更多“意义”的表达。最后引用王珂先生的评论来阐述“意义化写作”对散文诗文体建设的贡献，“散文诗从自发到自觉发展的创作实践反映出艺术本体论的历史嬗变，证明它具备了一门独立的自觉文体或独立艺术的本体意识，具有纯形式价值、心理情感价值和哲理价值。”
结语
至今距第一篇中国现代散文诗发表已有百年时间，在这漫长的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散文诗完成了从空白到繁盛、从幼稚到成熟的“质”的转变，也经历了被否定、被诟病、被冷漠、被边缘化的处境，其发展路途崎岖而坎坷，但这些经历也恰恰激励了中国散文诗向前、向精品化方向发展的信念。今天我们站在又一个世纪新的起点上，在向过往优秀散文诗人和散文诗作品致敬的同时，也要肩负起文学责任和使命，让散文诗在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走向辉煌。
中国散文诗是汉诗的一条支流，它和分行新诗、古体诗一同成长，我们考察中国诗歌，不能将其分裂，而应该以同命运、共荣辱的眼光看待。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诗歌就屡屡遭遇挑战，受政治影响，从颂歌、牧歌时期的被追捧滑落到“地下诗歌”时期的被遮蔽；又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经历了“朦胧诗”热、第三代诗人先锋实验热的短暂发展阶段；未待休整又遭遇到市场化、商品化的经济干预，在新世纪的前十年中，诗歌一直处于尴尬境地，极端点说，诗歌正在走下“神坛”，如何能够力挽狂澜，让诗歌重回文学高地是当下每位诗人和批评家共同的心愿。我们很欣喜，在散文诗这片小园地中，还有“意义化写作”声音的高呼。在我们看来，“意义化写作”不只是针对散文诗内部发展提出的改良之策，转移到整片诗歌园地依然奏效。
但是，我们在提倡“意义化写作”的同时，也需要警惕两种倾向性弊端。其一，需将难度写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意义化写作”固然强调作品内容要有深度，有思辨性，但过于隐晦、生涩的语言表达却会造成读者严重的阅读障碍，拉大作者和读者、作品和现实的距离，降低文学的意义功能，例如过度追求作品的哲理意趣，反而会消减散文诗文体的抒情意味，变成作者自言自语，重蹈个人化覆辙。其二，“意义化写作”需统筹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散文诗应坚持以抒情为本质，视叙事、说理为手段，在语言方面亦需保持诗的节奏感和散文的舒展度，切勿为了丰富内容，将散文诗变成微小说、抒情散文或报告体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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