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微笑送给每一个学生
写下这个题目,是缘于这样一件事:一次语文单元测试后,卷子看完了,成绩还没公布。武XX同学到办公室问成绩,一脸的迫不及待。这个同学平时成绩不好,这次考得也不行。看到她,我气就不打一处来,所以当时的脸色肯定也挺难看,我没有直接告诉她成绩,而是反问了她一句:“你觉得你能考多少分?”她的脸一下子红了,显得挺尴尬。恰巧此时马同学来了,有别的事,也顺便问问成绩。马XX同学是班长,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也是数一数二的,看他进来,我的脸上自然就“灿烂”了,拉着他的手就向别的老师介绍:“这就是我们班的马XX!”说这话时,我已经完全忽略了站在一旁的武XX。几天后,我在周记中看到了她对办公室发生的那件事的看法。她对老师不能一视同仁提出了批评,言辞激烈,还说那件事很伤她的自尊,让她在人前抬不起头来。说实话,她的话对我震动很大,经过认真反思,我作出一个决定。第二天,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武XX同学道歉:“对不起,老师当时忽略了你。你能坦诚地向老师提出批评,是对老师的信任,谢谢你!仅从这点看,你就是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好学生!”后来,我找机会跟武XX的家长谈了这件事,又把孩子表扬了一番。
“让每个学生都抬起头来”,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应启发学生认识“我”的存在,从人的尊严感的源泉中吸取力量,感到自己是一个精神丰富的“人”。从上面提到的那件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能否保护每一个学生的自尊心,激励孩子的上进心,取决于教师对某个孩子学习成绩的看法。多少年来,教师心中的“好生”“差生”的标准(或称试金石、测量器)就是“分”,就是学习成绩。这种陈腐的观念,必然使一些老师自觉不自觉的对成绩好的学生偏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而对成绩不好的学生冷淡,甚至常常给他们脸子看。应试教育形成的这种“惯性”害死人——害了学生,也害了老师。当学生刚想“抬起头走路”时,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无情地把他们的头摁了下去;当学生“想成为一个优等生”的火花刚刚燃起时,一盆冷水又立刻将它浇灭。每个学习团体都有一部分成绩差、道德水平偏低的所谓“双差生”“后进生”。对这部分学生的转化工作,是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布卢姆的学生观认为:在适当的条件下,学生好与差、快与慢的学习特征可以改变。作为教师(尤其是非重点学校的老师),他的教学使命之一就是要尽力为这些学生创造“适当的条件”,促成他们的变化。
杜X同学一向怵头写作文。又一次写作课,他写了一篇文章,总的来看,文章写得还不算好,但文中有两三句话写得很精彩,很有意思。我在个句子下面画了一串“O”。发下作文后,杜X同学不解地问:“老师,您画这些圈圈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好句子,写得精彩!”我把那几句话读给同学们听,大家听了,不住地啧啧称赞。杜X也高兴地自言自语:“咱作文里也有好句子了!”从那以后,他渐渐喜欢上了语文课,作文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由此可见,教师发现学生的“火星”,及时给予鼓励、表扬,这个火星会变成火苗,燃起他们学习、上进的热情。
素质教育要求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教师要具有一颗爱生之心,对每一个学生都有良好的`“期待”。被期待的学生会敏锐地察觉到老师的期待,老师的微笑是送给每一个人的,他们也必然会产生喜悦、乐观、奋发向上的情绪。1960年,哈佛大学的罗森塔尔博士曾在加州一所学校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新学年伊始,罗森塔尔博士让校长把3位教师叫到办公室,对他们说:“你们是本校最优秀的老师,因此,我们特意挑选了一百名全校最聪明的学生组成三个班让你们教。这些学生的智商比其他的孩子都高,希望你们能让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一年之后,这三个班的学生成绩果然排在了整个学区的前列。这时,校长告诉大家真相:这些老师和学生只不过是随机抽出的最普通的老师和学生。这个结果正是博士所料到的:这三位教师和一百名学生都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老师对工作充满了信心,学生对学习也充满了信心,结果肯定非常好了。罗森塔尔的“期待效应”实验告诉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以前,如果能充分地肯定自己,就等于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教师应时刻给学生加油、鼓励,让学生建立起这样的自我意识:我是最聪明和最优秀的——即使现在不是,将来一定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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