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择的哲理故事7篇
关于选择的哲理故事1
维克托·弗兰克尔什么罪也没有，只因为他是犹太人，就被投入了纳粹德国某集中营。
他被转送到各个集中营，甚至被囚在奥斯维辛数月之久。
弗兰克尔说他学会了生存之道，那就是每天刮胡子。不管你身体多衰弱，就算必须用一片破玻璃当作剃刀，也得保持这个习惯。因为每天早晨当囚犯列队接受检查时，那些生病不能工作的人就会被挑出来，送入毒气房。
假如你刮了胡子，看起来脸色红润，你逃过一劫的机会便大为增加。
他们的身体在每天2片面包和3碗稀麦片粥供应之下日趋衰弱。9个男人挤睡在宽3米的旧木板上，两条毡子覆盖。半夜三时，尖锐的哨声便会叫醒他们起来工作。一天早上，他们列队出去在结冰的地上铺设铁路枕木，同行的卫兵不停叱喝，更用枪托驱赶他们。脚痛的人就靠在同伴的手臂上。弗兰克尔身旁的男人在竖起的衣领后低声说：“妻子若是看见我们的模样不晓得有何感想！我真希望她们在她们的营中过得好些，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光景。”
后来，弗兰克尔写道：“这使我想起自己的妻子。我们颠簸着前行，路程有数公里之遥，我们跌倒在冰上，彼此搀扶，手拉手往前走。我们没有交谈，但心里都明白，我们都惦记着自己的妻子。
“我偶尔抬头看天上，星光已逐渐稀微，淡红色的晨光开始从一片黑暗的云后乍现。我心中始终记挂着妻子的形影，刻骨铭心地想象着她。我几乎听到她的回答，看见她的微笑，那爽朗的笑声和鼓励的表情。忽然有一个意念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生中首次领悟到许多诗人在诗歌中所表达的，也是许多思想家最终所陈述的真理，——爱是人类所能热望的最终极目标。我抓住了人类诗歌、思想与信仰所传递的最大奥秘，人类的救恩乃在爱中，借着爱得以实现。”
每天他都在积极思考，用什么样的办法能逃出去。他请教同室的伙伴，伙伴嘲笑他：来到这个地方，从来就没人想过能活着出去。还是老老实实干活吧，也许能多活几天。可弗兰克尔不是这样想，他想到的是家有老母妻儿，自己一定要活着出去。积极的思考终于给他带来了机会。一次，在野外干活，趁着黄昏收工时刻，他钻进了大卡车底下，把衣服脱完，乘人不注意，悄悄地爬到了附近不远处的一堆赤裸死尸上。刺鼻难闻的气味，蚊虫叮咬他，他全然不顾，一动不动地装死。直到深夜，他确信无人，才爬起来光着身子一口气跑了70公里。这正是，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这位幸存者后来对人们说：“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
我们的境况不是周围环境造成的。说到底，如何看待人生、把握人生由我们自己决定。
一个人能否成功，关键就看他的态度！
成功人士始终用最积极的思考、最乐观的精神和最辉煌的经验支配和控制自己的人生；
失败者则刚好相反，他们的人生是受过去的种种失败与疑虑所引导支配的。
关于选择的哲理故事2
保送，将我从“黑色七月”中救赎出来，还赋予了我一项特权：选择学校及专业。
那天，我一走进学校办公室，就看见桌上摆着五颜六色的资料。老师笑着用手指了指：“北大所有的文科系，怎么样，挑哪个？”
“北大？”我摇摇头，“我不上北大。”
老师的笑容像是突然凝固了，她满脸疑惑：“不上北大你上哪儿？”在人们心目中，只有北大和清华才是胜利者的归属，光荣而神圣。
拒绝北大，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毕业那年是1991年，那年北大和复旦的新生必须在正规军校里军训整整一年。我怕苦，怕累，更怕浪费时间，无论怎么训练，我知道自己绝无可能脱胎换骨。
于是，我问老师：“除了北大，还有哪个学校哪个专业考分高？”
“你什么意思啊？”老师更加不解。
“我要选考分最高的专业。”这么简单的道理，老师为什么不懂啊！
“考分最高的？”老师想了想，给了我答案，“人大国际金融？”
“好，就是它了。”
也许是我的回答太过果断，老师又犹豫了一下，问：“你肯定吗？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和父母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了，我说了算！”
短短的10分钟，我斩钉截铁地为自己选择了前途。其实，爸妈的意见并不是我听不进去，而是对于专业和分数，他们远没有其他父母那么在意。
记得小学五年级，因为换了语文老师，几乎“专写”范文的我作文成绩突然变得时而得优，时而得良。我年纪虽小，却不那么迷信权威，心里总想：也许不是我的问题，根本就是老师的问题呢？
我爸妈都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又在大学里教文学，因而成了我的首选裁判。他们把我的几篇文章翻过来，覆过去，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到小学生的作文标准到底是什么。于是，我爸身体力行，亲自操刀，模仿着孩子的语气替我写了篇作文交上去。没想到，这篇作文竟然得到了我有史以来最差的成绩：中。
而且，过去的作文即使是“良”，很多精彩的句子下面还会有老师用红钢笔划出的波浪曲线，以示赞许。但是，我爸这篇“习作”发回来时，却是光秃秃的白纸黑字，外加4句红色批语：“中心思想不清晰，立意没有拔高，前后缺少呼应，语言呆板不生动。”
对这唯一的一个“中”和4句全面否定的评语，爸妈和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专门从事文学评论的大学教授，怎么写出的文章竟然过不了小学老师这一关？
从那以后，对分数、对成绩，爸妈有了全新的看法。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福分。它让我可以自由地读书，自由地选择。
18岁的我，以为金融就是和银行有关，银行就是和取钱存钱有关。至于国际金融，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想知道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因为我的标准简单而“专横”：考分最高的专业一定是最好的，既然我的分数不比别人低，别人能学的，我也要学！
凭借这样好胜而又从众的心理，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金融的大门。在日后的很多年里，金融不仅成为了我的职业，而且几乎成为了我生活的全部。
20xx年，我终于又回到北京工作，上班的凤凰会馆就在人大附中旁边。
14年过去了，我竟然又回到同样的地方。
在会馆附近的小路上，我时常会看到穿着校服、一脸天真烂漫的学弟学妹们。站在办公室里，我也常会透过玻璃窗，凝望人大附中的操场、花园、教学楼。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十七八岁的自己，和同学们在校园里嘻嘻哈哈
“昨天看见咱们校队踢球了吗？蓝天射门的时候，太帅了！”
“知道吗？小威那家伙，保送清华了！”
“齐秦那盘《大约在冬季》听完了吗？听完借我翻一盘。”
……
如果可能，我愿意自己永远17岁。
关于选择的哲理故事3
有一年夏天，正在做驻京记者的我应邀去天安门广场附近的猫辇胡同，参加在一个朋友家举行的派对。
那；那是刚到北京不久的我，第一次接到家住北京的朋友的邀请，而且那天参加家庭聚会的有不少京城媒体的大腕记者。为此，一向不修边幅的我在出门前还对着旅馆里一面已缺了角的老镜子修饰了一番，又特意换上了一双崭新的皮凉鞋，乳白色的鞋面、尖尖的鞋跟，衬得我本来就高的身材更加“挺拔”。心里暗暗笑道，虽然貌不惊人，才不压众，但身高总可以“鹤立鸡群”了吧。
从记者站临时借居的旅馆到天安门，需乘公共汽车。而旅馆到汽车站的路也不短，足足步行了十来分钟，其实走到半路时，已感觉脚上那双新鞋变成了一副痛苦不堪的刑具，脚后跟和脚背蹭破了，露出红红的嫩肉，每走一步，都像安徒生笔下那个陪王子跳舞的鱼美人似的，“仿佛步步都踩在剑刃上”。眼看约会的时间愈来愈近，也来不及回旅馆换鞋了，当然，我也舍不得换下这双为赴京城大腕云集的聚会而特意购买的新鞋，它是那么漂亮，可以说是我身上全副行头的点睛之笔。
我一边走一边咬着牙计算：汽车站还剩一百步，还剩五十步，还剩十步……待我终于挤上公共汽车大舒一口气之后，没想到售票员告诉我，天安门广场的侧面不能停靠公共汽车，出租车也不能停车。这意味着下了汽车，我还要步行一站路。天热加上恐惧，简直要让我晕死过去。若不是为了赶赴那场聚会，真希望就这样在车上呆下去，哪怕绕北京城一百圈呢！
公共汽车在长安街临近天安门广场不远到站了，我不得不哆哆嗦嗦地下了车，脚一触地，人被重新袭来的巨痛给定住了，像根木桩似的站在车站难以移动。眼看时间不多了，我龇牙咧嘴地几乎是半步半步地往前挪动，眼看着身边如潮的游客迈着矫健的步伐前行。“真恨不得将你甩了！”我恶狠狠地瞪着脚上那双曾让我醉心不已的新凉鞋。骂过之后，突然茅塞顿开，既然它让我如此痛苦，为什么不干脆脱掉它，让我痛痛快快地走路呢？
当我飞快地脱掉凉鞋，赤脚站立在广场洁净又凉爽的路面上的时候，一种挣脱束缚和痛苦的快感充盈全身，可是很快我又被这个决定吓住了，一个女人赤着双脚在人来人往的天安门广场行走，成什么体统？路人会不会以为我脑子有病，用奇怪的眼神看我？
就在双脚极不情愿地将被我重新套进那双漂亮却如刑具的凉鞋之前，我望了望天空，白云朵朵；望了望行人，似乎没有谁留意我是否光着双脚，人家都是奔天安门来的。即便别人看见了赤脚又如何？难堪的痛苦和所谓的体面孰轻孰重？
我拎着那双让我受尽折磨的新鞋，光着脚在天安门广场上大踏步地走起来。一路上所经过的每一寸路面对我来说是从未有过的亲切，大地离我之近，也是从未有过的。迎面向我走来的行人，也有发现我拎鞋赤足而露出惊诧之色的，但我已不在乎，有一位顽皮的少年会心地喊道“很爽，是吗？”
这是我除了童年时代平生头一回赤脚走在城市的大街上，而且还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路上，我觉得身轻如燕，不，飞起来了！
那天，我一直走到了广场侧面的那条猫辇胡同，又穿过胡同进了已经开始聚会的小院。步行使得我临行前在脸上精心化的淡妆被汗水洗得干干净净，也正好恢复本色。大家见我拎着一双漂亮的白凉鞋却赤着脚进来的一刻，困惑不解，听我说了原委后，纷纷开怀地笑起来。
后来，主持派对的那位房主朋友微笑着对我说：“我想，你决定赤脚走过大街的勇气不亚于当年决定骑单车穿越中国。”
当别人因我从前那些远行探险的经历而夸我勇敢时，我往往不肯承认，但这次，我认为他说得不错。
生活中有许多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其实体现的倒是一种大勇气。所以，我视这次赤足为我人生中一次难忘的壮举。
关于选择的哲理故事4
陶壶是主人要装水时买回家来的，而铁壶则是用来装未燃尽木炭的'。他们先后被主人带到了这个家里。只是在不知不觉中，陶壶和铁壶都闲着没事干，现在就在仓库里打发无所事事的日子。
有一天，铁壶对陶壶说：“我们结伴去旅行吧！”
陶壶不知道铁壶为什么会忽然发出这个邀请，而且还要特意邀请自己。陶壶想，可能是因为我和它形状相同吧，可是我们的用途大不一样啊。思考再三，陶壶还是委婉地拒绝了，因为它知道，老老实实地待在炉火旁是自已最明智的选择。对自己来讲，哪怕稍有点磕碰或出现什么意外就可能粉身碎骨，变成一堆碎片。
陶壶说：“你要比我硬朗得多，没有什么能使你受损，而我就不行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可以保护你，”铁壶说，“假如有什么硬东西要撞到你，我可以将你们隔开，你不就可以安然无恙吗？”
陶壶觉得铁壶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与铁壶结伴上路。两个三条腿的家伙一瘸一拐在路上行走，稍有磕碰两者就撞住了一起。陶壶难受死了，还没来得及抱怨就己被它的保护者撞成了一堆碎片。
人生活在社会上，选择朋友和伴侣必须是和自己志趣等条件相当的，只有这样才能长久而和睦地相处。
关于选择的哲理故事5
有三个人要被关进监狱三年，监狱长给他们三个一人一个要求。美国人爱抽雪茄，要了三箱雪茄。法国人最浪漫，要一个美丽的女子相伴。而犹太人说，他要一部与外界沟通的电话。三年过后，第一个冲出来的是美国人，嘴里鼻孔里塞满了雪茄，大喊道：“给我火，给我火！”原来他忘了要火了。接着出来的是法国人。只见他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子，美丽女子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子，肚子里还怀着第三个。最后出来的是犹太人，他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说：“这三年来我每天与外界联系，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增长了200%，为了表示感谢，我送你一辆劳施莱斯！”
关于选择的哲理故事6
一个农民从洪水中救起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却被淹死了。
事后，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他做得对，因为孩子可以再生一个，妻子却不能死而复活。有的说他做错了，因为妻子可以另娶一个，孩子却不能死而复活。
我听了人们的议论，也感到疑惑难决：如果只能救活一人，究竟应该救妻子呢，还是救孩子？于是我去拜访那个农民，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他答道：我什么也没想。洪水袭来，妻子在我身过，我抓住她就往附近的山坡游。当我返回时，孩子已经被洪水冲走了。
归途上，我琢磨着农民的话，对自己说：所谓人生的抉择不少便是如此。
关于选择的哲理故事7
随着一股尘土扬起，一辆开往乡下的旧客车停在了草甸镇中学的大门口。
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个青年人，他们说笑着从行李箱里取下了两个铺盖卷。
就在售票员刚刚准备关上箱门时，一个男青年手里提着大包小包，急急忙忙从车上下来喊道：“哎，等等，还有我的铺盖呢！”
班车颠簸着开走了‘三个青年人背着各自的铺盖卷走进了草甸中学。
他们是新分配的大学生，今天都按时来校报到。
从车上先下来的那一男一女是西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男的叫王新邦，女的叫甄妮。他们是同乡，原来就认识。后面那个男青年是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的，叫水云波，他跟他俩是下车后才认识的。
他们三人来到校长办公室，略显秃顶的校长从椅子上欠了欠身，示意他们坐下，又随口问了问二三个人的姓名和所学专业。然后，就在电话里吩咐后勤主任为他们安排了住处。
一段时间以来，水云波看到，早上，教师们都三五成群地扎堆熬“罐罐茶”喝；晚上，聚在昏暗的灯光下推牌九打发时光；课余时间海吹神聊侃大山；周末，就轮流掏腰包买“泸州老窖”，吆五喝六，一个个醉眼朦胧，活像红脸关公。
王新邦说：“我都了解过了，近几年来，草甸中学因为地方偏远，根本就留不住教师，绝大多数有门道的人都调到县城和条件好的乡镇中学了，剩下的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希望，就乐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谁也没想着在这里干出点什么名堂来。”
甄妮说：“真没有想到，在教育这片良心田里竟然杂草丛生。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总不能随波逐流混日子吧？”
“还能怎么办？上好自己的课，不荒了自家的一亩三分田就行了呗！”王新邦有些无奈地说。
水云波感慨地说：“山区的孩子们读书确实不容易，耽误了他们真是于心不忍啊！”
接下来的日子，仿佛一潭死水被搅起了微澜。水云波、王新邦、甄妮在他们所带的班上各自举行了读书演讲、普通话大赛和“学校一日”征文活动等，还联合组织开展了文艺演出、登山比赛等文娱活动。同学们的参与热情被调动起来了，集体荣誉感也明显增强了。
校园里顿如一股新风扑面而来。
在教学上，水云波、王新邦、甄妮他们标新立异，大胆尝试。水云波采用“互动式教学法”，王新邦采用“预习提问释疑法”，甄妮采用“单元重点内容梳理法”。他们教得丰富生动，学生学得轻松有趣。
面对几十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水云波、王新邦、甄妮欣慰地笑了。
然而，好景不长，他们竞陷入了一片反对的声浪中。先是校长说他们“想当然”，然后是学生家长说把他们的孩子“放了羊”，其他的教师也都纷纷哂笑他们“出风头”。
在四面楚歌中，脾气耿直的王新邦与校长吵了一架，赌气愤而去了南方一家报社。
甄妮本是因爱慕王新邦才一起走进这个学校的。现在，王新邦走了，她心里自然空落落的，对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第二个学期开始时间不久，她就嫁给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调到县城中学任教去了。
当初，从同一辆车上下来，走进同一个学校的三个人，现在只剩下水云波一个人还在“坚守”着，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也冒出了去南方打工的念头。然而，他迟迟下不了决心。他的思绪被几十双渴望的眼神拽了回来。为了孩子。他留下来了。
水云波硬着头皮在周围人们的非议中继续探索创新。他借鉴王新邦和甄妮的教学方法，义对自己的“互动式教学法”进行了完善，赋予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方法，使每个学生都能够精心思考并互相启迪。这样一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由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学习，由只知其一变成了举一反三，学习成绩普遍实现了大幅提升。
在全县初三年级统考中，水云波所教班级的语文平均成绩名列第一。
被人们遗忘了很久的草甸中学立刻像一匹黑马一样奔突而出，一下子重新撩起了人们的记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甚至惊呼。
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来了，教育局长来了，县电视台的记者也扛着“长枪短炮”来。
校长神采飞扬地介绍着语文课教改经验，其他几个语文教师也纷纷畅谈自己的经验体会。副县长和教育局长认真地听着、记着，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记者的摄像机也不失时机地来回扫动，忠实地摄录下了这一热烈的场面。
本该作为主角的水云波却没有在场。他被校长派往县城购买教学用具去了。这会儿，也许还颠簸在那辆破旧的班车上呢！
年终，校长如愿以偿地被评为全市教改工作先进个人。
就在他去市里参加表彰会的那天，水云波走了，他去了南方。
水云波是流着眼泪走的。他在心里默默地念叨：对不起，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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